一页信札引起的忆想　　

随感录　　

陈占敏

　　经常到孔夫子网上去买书，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竟会发现我的一页信札在这家网上旧书店出售。打开照片一看，是一封仅一百余字的短信：于教授：

　　真遗憾，我这几天只顾到处去跑，刚刚才听说您住院了，而我的车票却是十时，想去看您也不能够了，真对不起您。无奈，留下这张纸条，向您问候，并祝您早日康复！我这就走了，买书的钱留给刘老师，让她转给您。欢迎您再到招远去。此致！陈占敏86.9.26

　　信，用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稿纸，的确是我写的。我还没到被人作假伪造书信、手迹卖钱的时候。这一页一百余字的信札价值几何，自当别论，由它引起的回忆却是珍贵的。

　　信末标注的1986年，我还在招远县文化馆工作。那年暑季，中央戏剧学院的于乐庆教授去沈阳参加全国高校教材编写会议，返京途中，驻足招远，做社会调查。我陪他参观了招远的几个金矿。那时候，我的短篇小说《菜园里》刚在《海鸥》杂志发表不久，引起了注意。于乐庆教授读后，那天晚上，特地由他下榻的县委招待所，到我住的文化馆西小厢屋家里来。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弗洛伊德。我告诉他，十分喜欢。他说，他从我的《菜园里》看出我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他告诉我，他正筹备一个弗洛伊德学术研讨会，想邀请我参加。我没有犹豫，当即答应了。

　　进入9月，我果然收到了于乐庆教授寄来的邀请函。研讨会在中央戏剧学院召开。我如期抵京，出席那个研讨会。那一年是弗洛伊德诞辰130周年，研讨会定在他逝世的日子召开。那个会由于乐庆教授一手策划，筹备，也由他主持。那是个小型的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小会议室里挂起了弗洛伊德的大幅相片。这位奥地利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创始人、奠基者深邃的目光穿过了百年烟云，投来专注的凝视，洞察着世人的灵魂。那时候弗洛伊德还没有遭遇后来年月的热冷两端。会议简朴而庄重，没有喧哗，没有鼓噪，但不乏热烈和执着。与会者严肃认真地发言，有思想解放的一度自由，却无故作惊人的狂言诞语。于乐庆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哲学教授，他却为表演系教授的发言而激动喝彩，带头鼓掌。记得一位表演系教授在发言中，引用苏联一位著名演员的表演为例证，讲他在教学中启发引导学生进入下意识状态表演，那会出神入化，不再是事先设计的程式化表演，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那该是写作中的“神来之笔”吧。艺术门类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艺术门类间的所谓“隔行如隔山”便可打破，架起沟通的桥梁。文学创作进入最佳状态，也是那种下意识写作起着极佳的作用，所谓“灵感”，灵感飞动时的“神来之笔”，恰恰于焉产生。于乐庆教授从我的一个短篇中看到我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大概也是指的这种下意识状态的写作。在我的《菜园里》，并没有写性。有些人把弗洛伊德学说简单地归结于性领域、性意识，该是多么大的误解。我在那个研讨会上的发言，自然没有涉性，也没有说到下意识状态的写作。我讲的主题是“弗洛伊德释梦与文学写梦”。我探讨了弗洛伊德释梦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开拓性意义，例举了文学写梦“预兆的梦”“后缀的梦”等等对作品主题的延展作用，如此写梦的刻板范式与不足。我希望文学写梦由弗洛伊德释梦那里取得借鉴，不再急功近利地表现那种与现实的简单比照意义。我认为梦幻世界是文学有待于开拓的广阔领域，我甚而断言：文学写梦进入潜意识领域，探索人的灵魂，发展开来，梦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写作与魔幻现实主义相比肩，是可以期待的。那年我三十四岁，这种大胆的预言，现在看来，不免激进放言了；然而，我年轻的热情无畏却令现在的我深深怀恋。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研讨会后，我跑了几个著名的地方去看，也跑了好几家书店去买书。临走那天，我由住宿的中央戏剧学院招待所去向于乐庆教授辞行，他的同事刘海鸥老师告诉我，于教授腿上痈疮手术，住院了。我刚到北京那天，于乐庆教授便告诉我，他腿上生了痈疮，不然的话，他就陪我到一些地方去看看。即便这样，研讨会后，那一天，他还到我的住处，给我送来了一张票，让我去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在中央戏剧学院小剧场的一场演出。同时，他还给我送来了《弗洛伊德传》和其他几本弗洛伊德的书。我要给他钱，他无论如何不肯收。这便有了我在那页信札中买书的钱让刘老师转交的话。我已经买好了上午十时的车票，要去医院看望于乐庆教授是不能了，只好留下一纸短札，带着遗憾，离京返乡。

　　回到招远不久，我收到了于乐庆教授的信，他已病愈出院。他准备将研讨会的发言结集出版，让我把我的发言整理好，打印寄他。那时候，我被县委宣传部借调去主编一本史志性小书《金城天府招远》。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打字，宣传部的打字员用老式打字机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叼着把我的发言稿子打好，我把它寄给了于乐庆教授。此后，再无消息。“出书难”早已开始了，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更为困难。想来，于乐庆教授那结集出版的计划大概是落空了。我的那个发言，我改了个题目《文学与梦》，在《海鸥》杂志发表，那是两年多以后了。

　　此后，我再没有去过中央戏剧学院。那所爬满藤蔓的旧式楼房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里有于乐庆教授的办公室，有那个召开过弗洛伊德学术研讨会的小会议室，我的一页信札便留在了那里……可是，这页信札是怎样到了孔夫子旧书网上去了呢？

　　将近三十年了，这中间失去了与于乐庆教授的联系。算来，他如健在，已是年逾九十了。假如他还健在，我留给他的那页信札该不会传到旧书网上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他已归道山。那页信札本没有信封，他收到后也许会夹进书页里。他的子女清理遗物，信札便随同旧书一起流落到了旧书摊上。这是最为可能的。那一年于乐庆教授给我的信中，即有“养痈遗患”字样。“养痈”是会“遗患”的呀；更何况，还有个自然规律终极悲剧等在那里。我即便极不愿作这样的假想，也无可奈何。

　　书，随着书的命运一起流落的信札，文稿，常常会是这样的归宿。唐末诗人杜荀鹤，为避战乱，“一入烟萝十五年”，避居于九华山中。他乱后归山，曾欣喜于“乱世归山谷，诗书犹满架”。书的“四害”本是“兵、虫、水、火”。即便不遭此“四害”，书、信札、文稿的命运就会好些吗？中唐诗人孟郊曾经慨叹“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孟郊贫寒，大约是没有多少藏书让他担忧其命运的，他只是为自己的文字无子抄写，老吟飘零而哀叹。那么，有子女承继，就会好些吗？也不一定。儿辈，孙辈，是不是能够善加保藏代代传承呢？近年来，捐给公家的某些机构似乎是可取的途径了。可是，现当代文学大家，子女尚在，他捐献给公家专门机构的藏书，也流落到旧书摊上去了，这，还让人有什么法子可想？人的命运，人的归宿，本已飘零无定了，又加上书、信札、文稿的命运归宿让人忧虑。诗书万卷，其命运原来比人的命运更难预期，更不能由人把握。看一看满架书籍，几十年来节衣缩食，精心购置，那上面留下了自年轻而至年老的手泽，不同颜色墨水的勾划圈点，想一想百年后它们将不知流落何方，飘零何处，比一片片树叶的命运好不了多少，心头的楚痛哪里是局外人所能体味的？念想起来，真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