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中国艺术公共领域的当代构建

　　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离不开艺术公共领域的环境及机制保障。改革开放时代，在国家化艺术与个人化艺术对峙之间，兴起了一个有着缓冲和调节作用的中间地带，为艺术家和公众开辟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这就是艺术公共领域。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1958年）中首倡公共领域，并给出一个形象比喻：围桌而坐的人们或人们可围坐的桌子。仿佛有张桌子放在围它而坐的人们中间，既聚拢人们，又让他们之间保持距离，既联系又分开。公共领域的特点不在于人与人之间达成完全一致，而在于确认并尊重差异性事实。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继阿伦特之后把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一环加以探讨，试图寻求化解达成一致，让围桌而坐的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而抽掉分离他们的桌子，最终并肩而坐。

　　就公共艺术领域看，“桌子”之喻有多重含义。公平沟通需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客观中介规则保障情况下进行，客观中介规则可以确保人与人之间展开公平对话、力求差异中的沟通，一旦去掉这种客观中介规则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中的沟通就不存在了，正像那张能使人们围坐在一起对话和沟通的桌子不能被撤掉一样。

　　以梁启超、陈独秀先后创办的《新小说》《新青年》为标志，当锐意革新的早期现代知识分子创办现代学术杂志并表现文艺作品及理论文章时，现代中国艺术公共领域就已诞生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知识分子政策概念，国家艺术管理措施的“宽松化”等，艺术公共领域恢复并重构，可称为现代中国艺术公共领域的复苏式构建。

　　艺术公共领域在当代中国，是指在国家、个人、知识界和艺术产业界之间存在的一个想象的，在艺术创作、生产、营销、鉴赏及消费上具有一定限度和自由度的中间地带。这是政府管理者、艺术家、艺术企业家、艺术商界、艺术消费者、艺术媒体和艺术批评家等多方面力量之间展开博弈的竞技场域，宛如一张人们可围坐而对话的桌子。艺术公共领域的存在要素包括：国家改革战略，政府艺术政策，市场经济环境，艺术传媒平台，艺术家，公众。那张人们可围坐而谈的桌子的制作及其作用，不是依赖于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需要社会法治机制的保障和维护。当代中国艺术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涉及如下几组关联范畴：政府管理与审美自律；商业消费与社会关怀；全球时尚与地方传统；媒体自由与艺术伦理。

　　人们为什么要用艺术公共领域概念？原因在于，就当今人类艺术生活来说，重要的不再是让艺术从属于高高在上的国家意志，也不再是让它归属于孤傲无比的个人意愿，而是宁愿交付以上两者之间的居间领域或中介地带，正是在那里，人们可以享受到艺术自由。严格说，艺术自由不能仅仅被视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个人自由，也不能仅仅被视为文化产业的艺术生产的机构自由，当然也不能仅仅被视为公众的鉴赏自由或评论自由，而应当被视为以上多方面共同构成并且共同体验到的相互共存的公共自由。为艺术公共自由的实现打造一张人们可围坐的共同的桌子，正集中代表了艺术公共领域的当代构建的意义。

　　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