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矫健的小说创作

　　诡思谲意 快意书写

　　——漫谈矫健的小说创作

　　何志钧 姚明月

　　(刊载于《时代文学》2014年3期90-94页)

　　矫健无疑是新时期以来山东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重量级作家，是新时期以来山东文学和胶东文学的标志性人物。成就了矫健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敏锐把握时代脉搏、表征时代风潮的佳作，如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老霜的苦闷》、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老人仓》、获1987年解放军文艺奖的《短篇小说八题》、2008年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的短篇小说《金手指》、2009年获第九届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的《楼王之迷》等。而且是他独特的创作个性、独辟蹊径、不拘格套的创作路数、独有的艺术灵思和敢为天下先、不断求新求变的创新冲动。迥异于多数山东作家和胶东作家，矫健从不满足于复制既有的成功模式，总是力图绕过老而又老的现实主义笔法摆弄出一些文学的新花样，1980年代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当今的80后文学、网络玄幻文学他都毫不拒斥，不吝从中获取新的艺术启迪。他的心中流淌着“不安分”的反叛情绪，他总是迷恋于挑战陈规、突破自我、刷新技艺。于是我们不断看到矫健旁逸斜出的另类书写尝试，这其中，《快马》《天局》《金手指》《命运玩笑》《高人》即是典型的例子。

　　矫健似乎是天生的才子型作家，天马行空，文思不羁，率性涂抹，鬼斧神工，对于他那些“不守规矩”的作品，任何诠释，任何崇论闳议，都显得苍白，显得捉襟见肘。他的许多作品，奇思怪象，深得天地灵气，你越是正襟危坐，条分缕析，越是显得迂腐僵滞。区区“人为之文”怎能切近他的造化天成！

　　不容否认，矫健丰富的人生经历当然是他创作的富矿，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下乡，教书，投身商海，泾渭分明的人生轨迹使他的创作也具有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涉足文坛的前十年中，他的作品聚焦胶东百姓人生，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所见所感，构建了一个乡野气息浓郁的“胶东世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矫健以《老霜的苦闷》《老人仓》《听山》《小屋情》《天良》《河魂》等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勇于探索小说新题材、新叙述的魄力和勇气已可见一斑。矫健质朴清新、灵动敏捷的创作风格也逐渐成形。新世纪以来，商海浮沉、文化世俗化、城市化进程、全球化浪潮为矫健提供了新的创作灵感，受时代生活的感召，矫健近年来创作了许多以城市利欲人生为背景，以金融、投资、商海倾轧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小说，在邮市、股市、楼市等新的环境中描写了各色人等的挣扎和追索。这些作品与矫健早期小说中的农业世界图景判然有别，洋溢着现代城市的气息。在山东作家中，矫健是少有的自觉彩绘现代城市人生的作家，城市文学书写历来是山东文学创作的短板，矫健的这些创作弥补了山东文学的这一缺陷。在我看来，这是矫健后期创作最重要的功绩。这些小说虽然与矫健早期的农村题材作品迥乎不同，但对人性中灵肉冲突的剖析，对自然适性的幸福人生的崇尚，对宇宙、命运、人性的敬畏仍然与前此一脉相承。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新作《金手指》《命运玩笑》《高人》等显示出了新的创作气象。在叙述上，针对早期偏重现实的路数有了巨大突破，处处体现着具有现代性意味的黑色幽默、象征寓意，虚实相间的叙述中也不乏后现代式的人性旨趣和哲思。

　　一、 在灵肉挣扎的图景中涵咏人性的复杂

　　文学首先是人学，最终是人学，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越是如此。

　　矫健的小说不论是早期的胶东农村题材作品还是后来的金融题材作品，都始终将最大程度地展示人在现实环境挤压下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的离合、冲撞与拉扯作为旨归。《红印花》中的林鹤在学校读书时一时冲动，导致了父亲留下的红印花邮票遗矢，在之后他多方查找，终使邮票失而复得。在与红娣、雪子的恋爱故事中他逐渐参透了生活的真谛。灵与肉的挣扎贯穿了林鹤、雪子的人生轨迹，红印花的失而复得恰好照应了人性的失而复归。由此，一个看似俗艳的故事葆有了人性的深刻内韵。

　　短篇小说《快马》是矫健作品中很值得一提的一篇。即使在《快马》呱呱落地的那个思想纷杂、人们热衷于对政治、历史、人生进行多元化的反思、言说和改写的20多年前的中国文坛，《快马》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另类文本，因此不难理解它在当时引起了那样多的争议、那样大的反响。《快马》在《上海文学》1988年第5期发表后，很快被当时的《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转载，也激起了评论界的热议。《快马》显然不同于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关于英雄、苦难、战争、解放的拯救叙事和宏大言说，快马的一生更像一场误会、一个命运的恶作剧，或者一种黑色幽默，悲沉却不壮烈，令人掩卷长思却很难慷慨淋漓。《快马》兼具象征性和写实性、人性透视与文化反思意味。《快马》对历史、战争、人性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铺陈和反思。主人公绰号“快马”，得名于还乡团时期快马大刀、隳突乡里的嚣张行径。但他本是一个贫农，因受东家小恩小惠，崇拜财主为人做事的方式，视之为“圣人”，目睹财主被八路军武工队杀死，决心为东家报仇。显然这与17年文学中定型化的阶级形象和阶级论的思维定势相悖逆。这个传奇化的文本有点像是十七年战争叙事或反动派故事的特意翻版。快马据说血债在身，曾参与活埋村长刘大健，解放后，快马险些被处决。多亏刘老太太仁慈，不忍心看快马刚两岁的女儿失去唯一的亲人，拒不作证，快马才得以苟活。这种对人性论的陈述也显然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人道主义思潮盛行有关，而与此前的17年的战争文学大为不同。快马在解放后变成了一个成天挑大粪的村民，似乎他的错位了的人生可以复位，命运的偶然作弄可以告结了。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作者在小说中曾说有时候人格因素比历史更有力量。那么，快马的命运悲剧显然不仅仅是时势偶然造成的，他心底的狭隘小农意识和奴性文化心理、偏执的性格也难辞其咎。解放后，人们的鄙视和冷落更加剧了他的仇恨意识，使他的人格被扭曲，对周围的世界充满敌意。小说后半部分写到了快马晚年人性的复苏，晚年的快马日渐衰老，孤独寂寞，战争、复仇对他来说显得遥远而陌生。小男孩在田野里的出现和陪伴给他孤寂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慰藉，刘老太太的存在和仁慈使他长期坐卧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是该感谢她还是痛恨她，可见，快马的人性在复苏，心灵中生长起了负罪感、愧疚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老太太去世后，快马如释重负，内心无限畅快。然而正当快马一心一意以新的心态和情怀拥抱这个长期以来他报以仇视的世界，安度晚年时，在欢愉的赶集路上，他却死于小男孩无意中射出的子弹。而这个小孩正是与她断绝关系多年的女儿为了给他的晚年生活增添乐趣悄悄送来的外孙。由此小说再一次否弃了大团圆的可能结局，为读者留下了无限叹惋。与矫健此前的许多作品相比，《快马》更多关注的是置身于社会变革洪流中的个人的渺小、无奈，历史的悖谬与偶然，对战争、社会、历史、人生进行了悲沉的人性拷问与反思。小说让我们时刻想起历史上模式化了解放叙事和阶级形象，小说中病态人格的着意展绘和阐析还使小说别有一番精神分析学式的病例解剖和精神心理勘探意味。

　　同样，在近作《高人》中，灵肉挣扎、人性复杂性仍然是作为重要主题通过作为“脑袋”的“我”和作为“身体”的米小强的生活经历加以体现的。“我”是一个瘫子，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人世的凄凉冷眼，也偶有事业的丰收，雨妹更为“我”带来了爱情的甜蜜，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使“我”的性格具有着多面性，自负和自卑，良善与狭隘往往同时存在。“我”为拥有健壮的米小强所缺乏的坚毅性格和聪明头脑而自豪，却不得不因为自身无法改善的身体缺陷在爱情婚姻中步步退让，满怀自卑和绝望，“我”感激米小强的牺牲和陪伴，也会在物质生活丰富后遭遇他的不解和离开，“我”对米小强的依恋和排斥是同时存在的，既渴望通过米小强的配合拼凑成一个整体，又因为个体之间永远无法抹杀的差异和距离而心生猜疑和芥蒂。面对书刊出版业的乱象丛生，字里行间透漏出“我”的不屑甚至是鄙夷，同时“我”又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在看透规律后还能如鱼得水，攫取自己的好处……多重自我形成彼此拉扯的紧张状态，为最后“我”的自杀留下了伏笔。小说最后“我”的披风挂住树枝，自杀没有成功，在风中摇摆的脑袋顿觉荒诞。这种理想中壮丽地赴死和现实中尴尬地苟活于世的现状，也表明了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彼此拉扯中努力保持一种尴尬的表面平衡，活画出了滚滚红尘中世俗男女的性情和痛楚。

　　二、 在商海沉浮的浮世绘中昭显时代的脉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有书写最具有时代气息的人事物景，文学才能有效刻绘和展现时代的精魂，焕发出无限的活力，有效应答时代的提问。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和社会文化的转型。矫健曾投身商界多年，在金融、投资、股票等领域一试身手。这种刻骨铭心的真实体验带给他比观望者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切的体会。不管是投资者对市场的好奇试探，追逐巨大利益的高涨热情，还是像股市、期货这种抽象的贸易形式带给中国普通百姓的难以抗拒的冲击力和诱惑力。矫健作为一个“试水者”，他对市场形势、参与其中的芸芸众生的心理波动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第一手经验。结合自身经历，矫健就此创作了众多作品，如《金融街》《命运玩笑》《金手指》勾画了一个个金融界的英雄传奇。股票、期货这种新型贸易模式代表着世界经济的新趋势，其交易的抽象化极大冲击着中国百姓心中对实物交换根深蒂固的痴迷心理。《红印花》《珍邮》则是以邮票为媒介，讲述了兼具历史、审美、经济多重价值的特殊交易品邮票背后的人情冷暖、人事兴衰。

　　随着矫健“金”字小说创作的日渐纯熟，小说的主题也日渐丰富起来。矫健作为一位从书写农村乡土成长起来的作家，没有停留在单纯抨击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滑坡、物欲横流，简单批判各种拜金、享乐思想对淳朴乡村人性的侵蚀的层次上，他没有把文笔浪费在城市工业文明对乡村原始单纯社会结构的瓦解、对乡村迁徙者的歧视与迫害等负面描写上，没有将城与乡、农与商、村民与市民完全对立起来，而是时刻捕捉在经济大潮中普通人人性的新嬗变、人世的新势态。在《金手指》中，他描写了一位一直戴着白手套的心理医生在期货市场中制造的神话，这神话最终被打破。叙述层次感鲜明，抽丝剥茧，轰轰烈烈的炒汇公司原来是一个人造的“小商圈”，命中率极高且永远淡定的马医生神秘的白手套里是一双因紧张而咬得面目全非的手。金手指的神话复原后呈现的却是一个人性挣扎的故事。又如在《高人》中，矫健则涉及了另一个与文学更紧密的经济领域——“书刊界”。书商们的狡诈阴险，买卖书号的幕后操作，在矫健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描述下，不仅写尽了书刊市场的乱象，调侃讽刺味十足。而且，凸显了人性深处的无边黑暗和现代人灵肉分裂中的苦苦挣扎。正如矫健在一次创作谈中讲到的：“其实，经济领域最能反映人性的特点，利益冲突带来的切肤之痛，使人们急急忙忙撕去自己的伪装；人、物关系错位，引出种种闹剧；异化现象又使人时时处于荒诞境地……这一切，足以勾勒出一幅后现代的生活图景。”因此，经济形势的客观描述并非矫健创作都市金融小说的最终目的，真实表现人在经济领域中的挣扎、反思、成长，从具体而微的小世界出发，窥探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人性的永恒景观，才是作者的深意。

　　三、 在自然风情中感悟命运际遇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追求物我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自然不仅构成了人的家园，更是人性舒展、适性生活的范本，恰与实利化的俗世相对照，时刻提醒世人警惕人性的异化、生活的畸变、物欲的横流。在矫健的作品中，自然物景与人世兴替休戚相关，不断发酵出一幅幅与自然潜在规律高度内在契合的怡人家园意境。

　　首先，无论题材如何，矫健总会将对景物细致入微的描写融入小说情节的发展之中，有时是为烘托气氛，有时是为铺衬下文，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却如漫画般对抵冲撞，令人惊心。这些缤纷陆离的景色点缀书写无疑都增加了小说的自然气息、人性光辉和语言之美。如在《命运玩笑》中，在绑架的紧张气氛中还加入了一段优美的景物描写：“秋意浓了，山间有一股萧瑟之气。树木、灌木叶子绵绵卷起，绿色渐褪，风一吹飘飘而下。”看似突兀，但秋景的静美与情节的紧张并置，相得益彰，提醒人们不要为物欲所蔽，忽略了人生本来的旨归，且有效提升了小说的语言美感。又如《圣徒》中，朱巍希望母亲早点去世，但“她像生长在悬崖石缝中的苍松，顽强生长。她对儿子笑笑，说，我吃主的食粮”，一个倔强、虔诚的圣徒形象跃然纸上，也昭显了两种泾渭分明的不同人生境界。

　　其次，自然往往代表一种不为俗人意志而转移的强大、无形的力量，大而广之可视为一种命运的内在规定性。它不为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在《高人》中，“我”的瘫痪来得毫无缘由，米小强的出现也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至于后来“脑袋与身子”的分分合合，“我”、米小强和雨妹的畸形婚恋关系，小强的离开、我的自戕等，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因果相随，不容主人公选择。这种命运的力量太过强大，犹如穹顶包罗万象的天空，身处其下或许并不觉气闷，甚至看似还有些自由可享，但若想逃离，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最后，不得不再次关注矫健的创作历程，乡村题材是他的始发地，乡村景物已经深深融入他的创作性灵中，题材、主题、叙述方式再怎么变化，对自然物景的感悟、重视已经成为自觉行为，代表了农业文明、传统文化、自然适性的生活方式在矫健创作中铭刻的印记。《珍邮》中如美女出浴的雨后海滨小城，“晨风吹拂她的长发，朝霞抹红她的面颊”，充满着海洋的气息。但小城和海洋一样并非总是风和日丽，一样会遭遇惊风骇浪，一样烙满风暴的创伤。小白河上的江南古城则是另一番景象：“水网密布。街道与河流并行，小船与汽车共驶。近水人家房屋悬挑于河面”，临河的人家“看月光下古桥拱起的倒影；看船浆劈开平静的河面，看倏然跃起的银光闪耀的草鱼……”，生活宁静幸福的时候，窗外的小白河无声无息地涌动，幸福的小夫妻在河里河外嬉戏。而生活产生裂痕的时候，小白河也变得污浊不堪。在此，乡野景物具有了深邃的象征意味。

　　四、 在虚实转换间创新叙述笔法

　　就世界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而言，随着西方解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文学新潮的流变，“怎么写”早已成为和“写什么”一样重要的小说要素，叙述方法的创新往往使得过于平淡无奇的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更有可读性。

　　同样地，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而言，他绝不应满足于一种驾轻就熟的创作方法，而应在一次次创新、尝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超越自己。矫健就是一位十分重视创新且勇于进行试验的作家，他总是力图打破自己早期的创作记录，积极借鉴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新思路，对当今八零后文学、网络玄幻文学乃至中国传统的评书、民间故事也毫不排斥，杂取百家之长，不断刷新自己的创作套路。矫健近年来的小说极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虚实相生、亦真亦幻，他很看重具有寓言性质的叙述笔法。

　　在《金手指》中，购买期货命中率极高的马医生，因为独特的职业身份、高超的投资技能而被神秘化，尤其是他那双始终藏在白色手套中的手，使“我”不得不将他和神话故事中拥有点石成金法力的马达斯国王联系起来。随后，“我”与马医生含义模糊的对话，马医生的非正常表现，都使小说充满了悬念。小说最后终于将这双手置于读者的视野之中：“这双手仿佛刚从狼嘴里夺回。再仔细看：失去指甲保护的手指就像一群遭到强暴，被剥光衣服的姑娘，呈现出难言的羞涩和痛苦”“我只面对毁灭，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下单，以此来代替我在楼顶所做的高危动作”。曾经想象中“闪闪发光”的金手指竟然因为恐惧和紧张而变得惨不忍睹，这个悬念一直在结尾才解开，使得小说一气呵成，读来紧凑、完整。由此，一个精美的寓言铸成了。

　　在《高人》中，虚实相生的叙述更为明显。小说开头“脑袋”的一番陈词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个下肢萎缩到只剩一个脑袋，只能在别人背上生存的“人”像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人一样绝对不可能真有其人，另一个，则甘愿抛弃自己的脑袋，而和这个脑袋共同拼凑成一个人生活，最后甚至“血肉相连、意念相通”，这恐怕也没有真实性可言。虽然人物的定位是虚拟化、寓言性的，但是像这样因为身体残疾在学校、社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现象确是真实而可信的。这个“高人”的创业史也基本符合社会经济中的常态。而酒店经理、苏厂长、林大冬等人物也都具有典型性，脸谱化的特征。小说巧妙地将真实的社会现状和夸张、虚拟的人物、情节有机结合，将社会上的畸形商业、畸形爱情现象表现的酣畅淋漓，还运用插叙、倒叙等叙述方式使情节更为跌宕起伏。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也更容易启发读者结合当下社会现状进行深长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