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和文化消费的双重取向

　　经典重读和文化消费的双重取向

　　文艺报2009-06-06(7)

　　作者：何志钧吕园园 更新时间：2009-06-06

　　经典是永恒的，而人们之于经典的认知态度、解读方法以及传播—接受效应却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大众的文化渴求、学者的文化使命与媒体的文化策略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一同促进了当今网络时代文化经典传播的兴盛，同时也带来了世俗化、趋同化、泡沫化现象。有鉴于此，梅新林、葛永海重点从大众的角色缺位、媒体的角色越位、学者的角色错位三个层面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思考，并提出了重建公共知识空间的策略建议(见《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面对当前经典传播的纷扰以及学者的纷争，我们认为在提出“重读经典”命题的同时，着重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展开深度讨论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重读”是“初读”的对应词，重读经典显然是针对往昔的初读经典而言的。那么，很自然就会涉及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要重读经典，是什么需要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读经典，经典在重读中与在初读中是否还能保持其稳定的内质？在文化被消费化的今天，重读经典是否也已落入了消费文化的陷阱而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哪怕是特殊的、高品位的文化消费。

　　“经典”而能“重读”，这意味着经典是开放的，有着生长和延伸的无限可能性，有重读、深挖、不断开掘的必要，也意味着一代代的受众由于文化语境、社会风尚、眼光、追求的差异对经典的读解、消费各各不同，时运交移，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来说，经典的面貌和含蕴也不断变化着。于是，经典以其永久魅力熏陶着一代代受众，延续着人文传统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不断解读、消费中焕发出自身的无限活力。经典借重读延续和光大了自身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人文追求，不断塑造着经典和传统的捍卫者。同时，经典在重读中也不断变形，不断被刷新，重读使经典得以根据文化语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新陈代谢，不断获得新机。足见，重读经典是文化经典自身潜质与历代读者变化不定的眼界遇合、互动的结果。

　　重读经典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往昔的一种重新审视，有助于发现经典和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潜质，发扬光大，形成为对现实、世俗的一种鞭挞、矫正、超越，也有助于适应启新，根据新的时代需要，赋予经典新的现实意义，在解释中熔铸新机。在后一种意义上，重读经典使传统在解释中被刷新、被引申，发生了变形，重读经典意味着经典“视界”与读者“视界”的碰撞交融化合，重读经典本身势必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生产过程。同时，重读经典也是当代文化消费的一种形式，经典不仅被以阅读、品味的方式消费，而且经典的重读刺激、拉动了对被奉为经典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经典重读由此成为了社会商品生产、消费的一部分，成为了商业资本和经济体系的附属物。在前一种意义上，重读经典是对消费文化、流行文艺、世俗趣味的一种反驳，经典所代表的传统道德、古老的人生真谛、对永恒与遥远之物的执著追索有助于祛除人们的浮躁之心，使人们远离世俗功利，与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现代社会中的男男女女赢得一种淡泊、平静的心态，使一个时代的文化品位不至于完全失落。在后一种意义上，重读经典却是当代消费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消费。经典重读与文化消费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在经典的光晕和奇观背后挺立的乃是现代性文化精心的利润算计和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政治。经典重读由此已被商品生产流程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机制所收编。

　　在当代，这两方面的拉力共存于经典的重读和消费中，因此，经典重读在两个不同的层次和层级上成为了文化消费，一是作为文化意义的生产、再生产和消费的文化维度上的消费，一是作为商品消费、利润产出的商业经济维度上的消费。

　　如果说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揭示的，不同的经典惯例、观念及被加冕的不同经典会在文化场域中不断地进行文化资本的争夺和竞争。那么，在林林总总的经典与当代国家、社会、市场遇合时同样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竞争与争夺。可以说经典被如何重读、经典是作为文化消费品存在还是作为非消费品存在实际上是政治国家场域、自律艺术场域、市场场域各自内部多种力量消长离合的结果，也与这些场域相互间竞争角逐的结果息息相关。

　　文学的经典化是文化传统、文化体制建构的结果，每一个时代都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将一些艺术产品命名为“经典”，文学经典的加冕仪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生产、文化谋划的结果。文化的消费化也是现代市场社会文化重构、商业化文化体制建构的结果。因此，在当代条件下，文化经典与文化消费就不可能泾渭分明。从价值定位上看，经典固然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结晶，它以其超越、开放、再生的文化品格彰显着自身，但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文学场既遵循自律的原则，也受制于支配性的他律原则，文学场往往会受到外部社会权力场的支配，文学场中经典的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场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常常可以相互兑换。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是各种文化权力因素和机制交相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文化力量的消长离合，各种经典也必然面临着不断被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命运。今日的消费文化潮流、消费意识形态逻辑正竭其所能把一切事物转化为消费客体，在它彻底根除了超验的道德根基和神圣信仰的体系化逻辑面前，文学经典与其它商品并无二致，将一件艺术品建构为经典和把它转化为消费品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经典重读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转化为文化消费。

　　经典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抽象的范畴，实际上在每一个时代，众多来自不同时代、秉有不同文化范式、有着不同旨趣的经典总是交织杂沓，由此历时态的经典以共时态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因此所谓的经典重读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今天，产生于古老的农业文化时代的经典和产生于工商业时代的经典、前现代的经典和现代性文化催生的经典并置交错，但它们在走进今日的后现代状况，遭遇消费文化潮流的时候，各自的命运、遭际显然不可能一样。一般来说，源出古代社会的经典因为与当代的时距更容易受到礼遇，但也更容易在顶礼膜拜的体面下被转化为消费品和摇钱树。文化心理的差距也使它更容易在当代文化消费中畸变，或被戏说、或被歪说、或畸形化、或粗鄙化。

　　每一个时代，来自先前的“经典”都要遭遇重读。而在今日的“后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正与媒体技术交融化合，导致一场信息媒体革命。商品化逻辑的畅销、消费文化的盛行也使社会生活日益物欲化，社会文化日益平面化。传统中被视为“文学经典”的作品其原初赖以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正在变化，经典在现代传播、消费语境中无可避免地变形了，大量“非纸质”的电子文本、流动的影视文本、网络超级链接文本使经典不仅以新的载体形式存在，而且随着“红色经典”、“古典名著”被改编成影视剧、电子游戏、小品，经典正面临被“戏说”、“大话”、亵渎的危险。经典重读必然意味着经典的重构。经典的重读使更多人能了解“经典”、消费经典，经典的重构也使经典更平易近人，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更能走进当代，深入人心。使“经典”借助媒介技术在更大的范围中流播，不断开创出新的经典传播模式和传播路径，开拓了经典的再生空间，使“旧时王谢堂前”的经典得以普及，“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商潮流转、物欲横流也使经典在当代的重读、重构常常被庸化、泛化、欲望化。使经典严肃、高雅、意味无穷的品质在世俗化的感性观览和平面化的日常消费中被遮蔽和消解，使经典的终极性追问被滥情、粗鄙的世俗情性展示所置换。于是乎，人们惊呼：经典正渐行渐远，经典正被精品取代，我们正进入一个“后经典时代”。

　　经典重读作为文化消费也因主体的分野包含着两种不同类别主体的消费。在经典的消费中，批评型知识分子(包括评论家、媒体知识分子等)作为消费顾问和消费导师，客观上要发挥自身优势将自己的初读或重读中的发现、感喟转化为普通百姓初读或重读经典的前提、基点和文化资源，前者的重读、代读、带读在经典的文化消费中常常成为后者消费的导火索、催化剂、甚或动力源，引发或增进了后者的消费，影响、带动了后者的消费行为，也深刻影响着经典的消费规模，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着经典消费的质量。

　　当前人们的文化生活情况格外令人忧虑，《红楼梦》《三国演义》及大量的“红色经典”被歪编戏说，平面化、娱乐化、欲望化的低俗文艺风行于世，而历代的经典名作却被束之高阁，敬而远之，演绎经典的言情剧、代读经典的“讲坛”体取代了经典本身的精读细审，文化消费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处于失重状态。因此，深入透视当前的经典消费状况，因势利导经典重读潮流就显得格外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