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崇高的艺术精神

　　当前中国反腐文艺经过陆天明、张平等人的努力，逐渐超越了简单的道义谴责、愤激批判的模式，开始深刻透视官场百态，深入解剖企业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逐渐摆脱了模式化、脸谱化的套路，克服了把贪官寓言化、简单化，把腐败仅仅归因于官员的道德堕落和信仰丧失的早期套路，对反腐英雄和腐败分子的刻画直指灵魂世界，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厚度，凸现了生命的亮色。《苍天在上》中顶天立地的黄江北、《大雪无痕》中有勇有谋的刑侦大队副队长方雨林、《生死抉择》中胸怀天下的李高成、《党员二愣妈》中嫉恶如仇的二愣妈、《红色康乃馨》中靓丽刚正的周若冰、阿萁无不傲然卓立，令人久久难忘。而在反腐文艺和改革文艺的艺术长廊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新人新作，山东作家董永智在新世纪推出的长篇小说《灵光》(作家出版社出版)显示出了新世纪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气象和新生机，值得称道。

　　与近年来众多时尚文艺作品热衷于聚焦达官巨富、香车美女，津津于暴露黑幕、隐私，对承担着社会重负、改革成本，为改革开放大业默默贡献着辛劳和血汗的普通工人农民或视而不见，或将之妖魔化为商业都市的他者与弃儿不同，董永智的《灵光》浓墨重彩展绘的是世纪之交沿海地区渤海市拥有八千三百名职工的北方针织厂在改革大潮中濒临破产，几度沉浮，终于艰难崛起的悲壮传奇。在这部小说中，广大工人是大写的生命存在，《灵光》再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生活中的崇高、文学的庄严和来自民众和大地深处的感动。与长期以来反腐败题材文艺作品和企业改革题材文艺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清官崇拜”意识有所不同，该小说没有把反腐败和企业改革成功的希望仅仅寄托在少数高级干部的“良知”上，而是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反腐败和企业改革中的历史主体地位，作品热情洋溢地讴歌了广大工人群众在保厂自救过程中相濡以沫、共渡难关的人性美、人情美，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主人翁精神，排山倒海的巨大威力和顶天立地的首创精神。作品中的车间主任匡扶汉是一个有过浴血奋战传奇经历的退伍英雄连长，在北方针织厂濒临破产之际他被推为“民选厂长”，带领着广大工人力挽狂澜，披肝沥胆，终于使北方针织厂起死回生。骨干技师赵锦荣曾为针织厂培养了大量技术骨干，一心为公，默默奉献，却被腐化堕落的厂领导排挤出厂，含恨落难，但在工厂危难之际她仍然不计前嫌，为之奔走呼号，为针织厂迅速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老工人魏中华是当年的全国劳模，本已退休多年，但在工厂面临倒闭的危急关头仍挺身而出，出谋划策，率领工人推选民选厂长，终使北方针织厂避免了破产的厄运。其他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挑战恶势力的车间副主任任大海，八面玲珑但心底尚存良知，最终坚定地支持了匡扶汉的产办主任赵小侠等人物也都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些基层干部、职工难道不正是国之柱栋、民族脊梁吗？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充分地领会马克思关于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的著名断语。

　　和大量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相比，董永智《灵光》的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他总是把干群关系置放在一个新的高度予以表现，由此他的小说更能触及生活的内在真实。他的小说对市场经济时代如何发扬光大党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独到的探索。作品中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李兆煊是一个体现了生活的全部复杂性，打有当代生活鲜明烙印的典型形象。在处理北方针织厂的一系列事件时，他总是受到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情、利害考虑的牵制，他多次深入基层，与工人群众进行过多次思想情感的交流，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但又慑于权豪势要和人情世故难以伸张正义。是人民群众给予了他鞭策和动力，与群众的思想感情交流互动使他在一次次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最终都能够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正是匡扶汉等人对工厂的拳拳热心促使他在市委常委会上最终违逆了于他有提拔之恩，今后也仍需其提携的市委书记的意志，坚定地支持和捍卫了北方针织厂的民意。较之仅仅把领导干部的责任心、正义感归因于一己的良知的许多作品，《灵光》更贴近生活，更能振奋人心，更好地昭显了新现实主义文艺关注民生的人民性追求，显示了新现实主义发展的新趋向。

　　与长期以来不少企改商战文艺作品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文、见家不见国的狭隘书写不同，《灵光》的故事情节超越了企业商战、宾馆别墅、爱恋情仇的狭隘，它大气磅礴地把商战、企改与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化传统的光大、文化人格的重建结合了起来进行表现，既高扬了经济建设、企业改革中须臾不可离的昂扬集体主义精神、民族凝聚力和铮铮人格，又刷新了一种久违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提醒人们珍视民族传统，发扬光大民族文化。这为当前新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启示。作品中匡扶汉一班人与日商、韩商的周旋显示的既是商战谋略，也是民族文化间的竞争与角逐。匡扶汉和北方针织厂的胜出靠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和铮铮气节。《灵光》很有见地，它把企业经营与民族文化和爱国精神、国力与商机、文化气魄与经营成败、文化对话与文化重建、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的繁荣发展联系起来进行了大肆铺陈展绘。作品中的匡扶汉匡扶的不仅仅是一个纺织业的大厂，而且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是血脉绵延的民族优良传统，是挥之不去的民族魂魄。匡扶汉的灵魂早年曾被战场和战友的牺牲所净化，在作品中他一出场就带有一种神性的辉光，可以说他从作品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民族和一种精神的化身而存在的。正是崇高的文学精神和凝重的民族魂魄为该作品赢得了深度和厚度。

　　而在长篇小说《冰与火》中，董永智以追忆的语调讲述了一个与《灵光》大为不同的1970年代末特有的青春、友谊与人性的悲沉故事。但是和《灵光》一样，这部长篇中同样洋溢着崇高的艺术精神、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作为一部铺叙校园生活的小说，《冰与火》既有今日青春偶像剧、校园小说的青春气息和现代风情，又于秀美中透射出了阳刚劲直的精神意绪。作品中的房薇薇身世坎坷，遭遇悲惨，在世俗的重压和男人色欲的觊觎中却仍能焕发内在的秀美，不改心地的善良，她不顾别人的误会和别有用心的诽谤，对穷学生陈宇无私救济，竭尽心力，终使陈宇逃脱了辍学的厄运，成就了学业。她与陈宇因同命相怜而相遇，由相怜而相知，心心相印，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人性的赞歌、青春的赞歌，彰显了生命的庄严、青春的灵动和人性的圣洁。

《呼唤崇高的艺术精神》，《文艺报》，2009年3月3日第3版 北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zywxqk/wyb/wqml/wyb_09-03-03/4/17994_1513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