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的文风亟待改变

　　当代文学批评的文风亟待改变

　　何志钧(刊载于《中国文艺家》2013年3期90-91页)

　　曾几何时，理想的文学批评被视为是作家和读者受众的良师益友，是高屋建瓴审视文学的澄明的良知和洞见，是穿透力、洞察力、鉴别力的代称，是文学创作和接受领域的良心与正义之剑。它洞幽烛微，俯仰自如。秉持公心，痛下针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文会友，言无不尽。

　　然而，时下的文学批评却正遭遇信任危机，批评的名声被严重败坏了，无论作家，还是读者，谈起批评，常常颇多微词。当代文学批评怎么了？

　　毫无疑问，当代文学批评生病了。深切反思批评的弊病，诊断治疗，金石针砭，而不是讳疾忌医，才能使批评的肌体重新复苏，焕发出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批评之病，最直观的显示在其肌肤色质上，这就是批评的文风。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良文风亟待改变。

　　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良文风有种种表现，它首先表现为批评的矫饰化与泡沫化。近年来，充斥在各种报刊中的许多批评文章成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名词术语的堆积。文学批评成了赵括式的纸上谈兵，成为了自娱自乐的话语独白，它目中无人，也目中无物，空空如也，无所指涉。它自我复制，如癌细胞般无节制繁殖，成为了一种日益膨胀的文字毒瘤，正在一步步将文学的机体拖垮。许多批评大话、空话、套话、假话、胡话连篇，批评成了固定格式、固定套语的“自动化”组装工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当代中国许多红得发紫的“评论家”文章中的太空术语去除，那么这些评论就立刻如崔健的歌所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了。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泡沫批评不限于一两人，活跃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的大量“评论家”多有此疾，恍如批评界一夜间也感染了“禽流感”，疫情严重，传染甚广。

　　当代批评的玄虚化与偏执化也不容等闲视之。当代一些走红的“评论家”总是喜欢进行柏拉图式的理论预设，不是从现实出发，从艺术和审美的规律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文学现场和文化经验出发，从文本出发，而是背对文学现实，仰天玄想文学星空中的“理式”和“绝对精神”。热衷于从异域生硬地移植一些水土不服的“太空”术语，甚或生造一些让人如堕云雾中的外星语汇，以其偏爱的理论之“履”来塞装文学现实之“足”，当本土的文学现实之足无法被塞装进他们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中时，不惜削足适履。许多“评论家”还喜欢写下极端性的断语，敢说大话，今天说这个创作了史诗、经典，明天说那个空前绝后，后天又说另一个登峰造极，敢发前人所未发，语不惊人死不休。多年前曾读过一篇叫做《弟弟的鼻子》的文章，说当代评论家和弟弟一样，喜欢说逢人就夸人家的鼻子“顶大”，见到另一个，又说“顶顶大”。

　　许多当代批评也正在沦为恶俗化与感官化的批评。如今的批评界，潜规则盛行，批评与炒作、评奖、票房、政绩频频合谋，形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批评正在变成一种肮脏的交易，一种露骨的吹捧，一种精心策划的炒作，一种别有用心的宣传，言不由衷的“应景”批评风行于世，作家与“评论家”、 “评论家”与老板，常常勾肩搭背，甚至狼狈为奸，批评不再超然，批判立场、批判眼光、批判精神、批判气度荡然无存。这遮蔽了批评的价值，伤害了批评的威信，批评的公信力由此严重损耗。许多“评论家”脱离实际，回避问题，不说真话，远离理论，不问深度，跟着感觉走，顺从欲望写，去理性、平面化、感官化的“冲动”批评泛滥驱策。曾几何时中国一些女作家热衷身体写作，而今许多“评论家”则是用热血批评，他们动辄热血沸腾，豪情万丈，他们的批评不理智，不冷静，经不住推敲，常常自相矛盾。

　　批评的速生化和夹生化也令我们瞠目结舌。当代许多“评论家”早已将前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严谨态度弃之如敝履，他们写作评论文章常常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一枕黄粱尚未熟，评论百篇已成文。常言道：欲速则不达。这些速生的批评文章也就难免“夹生”，常识性的错误、初中生都不应犯的低劣文字和语法错误比比皆是，常常令平民百姓“大跌眼镜”。

　　文风浊恶当然不只是一个文体风格的问题，一个写作作风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心理，在于观念，在于品味，在于社会环境，在于世风。毫无疑问，社会风气浊恶是文风浊恶的根源所在。由此文学批评的文风问题就成了一个格外值得重视的沉重问题，标本皆治才是正途。但文风的改变毕竟是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批评的革故鼎新，始于文风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