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作品应忠实于改编者内心

　　【事件】电视剧《红高粱》女主角被吐槽“民国版甄嬛”

　　【观点】改编作品应从改编者的个体经验和独立思考出发

　　根据莫言寻根文学、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播出后，获得了高收视率和热烈讨论，其中对剧中女主角“九儿”形象的吐槽尤为引人注意。时有观众喊出“民国版甄嬛”“穿越女”“玛丽苏”等称呼，意指“九儿”是一个如同青春偶像剧、言情小说里那样人见人爱、无所不能的人物形象。

　　从笔者个人的观感出发，剧中的“九儿”生于乡土贫瘠之地，却具有官宦之家训练有素的智谋和手腕，的确与小说中野蛮生长、躁动不安的女主角有所不同。从故事内容看，女子嫁入一个家族，起初受尽委屈，后来运用自身优势，与各种人周旋，摆平各方势力，打了漂亮的翻身仗。不少观众从中找到了“宅斗”“三角关系”等“洒狗血”的痕迹，这种为观众所烂熟于心的情节走向，与原著中人物传奇般的经历、出乎意表的生命轨迹也大相径庭。

　　可以说，这是一部将自身纳入电视剧市场化制作框架的改编作品，它把原著的许多内容对应到了一种或几种观众习见的情节模式中，为了迎合模式，还添加了为数不少的原创人物，这类模式是商业化的，拥有固定的受众群体，令收视有所保证。这部作品的个性在于它的部分人物、情节来自莫言小说，写的是一部不为人知的民间抗日史；共性则在于它符合现下流行的、已有市场发行经验的故事模式、情节套路。弄清了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改编和创作方式，到底是值得赞赏的还是应当警惕的？

　　毋庸置疑，一切时下创作的作品，无论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都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和作者身处于这个时代的个体经验。正如我们所见，一些古装剧是以现代职场白领为原型、现代都市情感为依据创作的，一些历史剧、年代剧则对当今种种社会弊病有所隐喻。没有任何作品可以完全闭合，在其所指涉的那个年代背景中自说自话；反之，也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身处于这个时代，模拟出另一个时代的创作图景。

　　《红高粱家族》所述写的抗战历史，渗透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的寻根诉求与文化理想，在时代过去、社会变迁之后，那一图景便难于复制；据其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的成功，不仅渗透了改编者对民间故事、民俗文化的眷恋，还源于第五代导演对影像化表达的个性追求。笔者更倾向于把二者看成两部独立的作品，而非原著与改编的关系，只不过，由于两位创作者处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之中，所以看上去电影作品是较为“忠于原著”的。由此观之，21世纪的“红高粱”比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红高粱”多了流行元素、商业套路，这本无可厚非，以小说原著或电影改编作品为标准，来判断这部电视剧的改编成功与否，其实是有些片面的。

　　即便如此，笔者也并不认为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无可指摘。在最近举行的一次业界座谈中，导演张猛谈到：“创作者得找到生活中不同的东西去对抗千篇一律的东西。”《红高粱》之所以被部分观众看出了《甄嬛传》的味道，正是因为其蹈袭的套路、模式淹没了个性化的内容，亦即“千篇一律的东西”大于“不同的东西”，而其中可称为“不同的东西”仅仅是来自莫言，并非来自改编者自身。

　　电影史学者陆弘石曾撰文认为，改编是改编者对原著的阅读、阐释和取材，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未必要“忠实原著”，但一定要忠实于自己对原著的阅读，而不是人云亦云，更要忠实于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和思考。笔者对此的理解是，即使是一部改编的作品，其个性化内容也并不取决于所依据的原著有多么独树一帜，而在于改编者看待历史、社会、人生的角度是否独具一格，只要是由个体经验与独立思考形成的创作，即使在已有的套路、模式中进行，也必然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