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磊：要泡在生活的海里
听刘汉君谈业余文学创作
我正式走上新闻采编岗位，进入的第一个部门，是烟台日报文教部，时已年近六旬的刘汉君是文教部主任，部门人员包括于书恒、孙洪威、姜爱敏、曹玉娟、曹汝德、杨浩，人员构成用个时髦的词，堪称梦幻组合。我十分幸运地，在刘汉君主任离休前最后的职业生涯中，进入这个团队，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完成了我的新闻启蒙。
解放前，他才十来岁的时候，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跌宕起伏、精品迭出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他小说写得精彩，很多年前就有作品在西藏获奖……刘汉君主任从不提及自己的不凡经历，从大家日常聊天的只言片语中，我只了解了点浮光掠影，但仅仅这点浮光掠影，已足够我做出判断：这位老主任，堪称北大街54号不多见的传奇人物。
受托写一篇关于刘汉君的印象记，我很忐忑，作为后学晚辈，对如今年届八旬的老主任，我缺乏更多了解，印象中无非是那段我刚刚迈入新闻行业的懵懂岁月中，他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但同时，我又有些兴奋，因为可以借机名正言顺地去打扰一下，让他给我讲讲他的传奇故事。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位老人家一定是一座富矿，一部大书，里面蕴藏的宝藏，书写的精彩，都是想象所无法企及的。
我的兴奋碰了壁，老人家超级低调，不想标榜个人，只想谈谈文学，而且是以业余爱好者的姿态。即便如此，我也惊讶于我的发现。因为，为厘清他个人的文学创作路线图，阐明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和观点，他不得不给我讲了一些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遭际。身为一名职业追问者，我在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由得心怀窃喜。当然，更多的是感动，因为，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与文学热恋的老人。
业余创作：在海边钓鱼也能尝鲜
回望60年的写作之路，80岁的刘汉君说，他的小说写作是业余的，从来都是业余的。
65年前，他参加工作，60年前，他开始业余学习写作，1956年，他开始发表文章。1959年，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昆仑散记》(两人集)，1979年《青海三十年小说散文选》、1965年-1985年《西藏短篇小说》均有作品入选，1986年，《刘汉君短篇小说选》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虽有收获，但微不足道，说实在的，我经常地想，这个业余有业余的好处，没有压力，我能写出来我就写，写不出来拉倒，这就跟那些在海边钓鱼的一样，钓鱼的不是打渔的，打渔的他驾着船，既有风险，又很辛苦，虽然能打很多鱼，但是不容易，而钓鱼的人，第一可以自娱自乐，第二照样可以尝鲜。所以，业余有业余的好处，业余写作这条路，不应当被歧视，可以走得通。青年作者不要急于当专业作家，业余作者并不矮人一等。”
他把坚持业余写作的自己，比喻成海边那些优哉游哉的垂钓者。垂钓者不想成为打渔的老板，只想着自娱自乐，钓条鱼尝尝鲜。在他看来，专业作家成绩显赫的不少，但是平平的也不少，有很多专业作家经常地重复自己，没有突破，所以肯定背负着不小的压力，而业余写作者就不存在这种担忧，完全可以轻装上阵。
轻装上阵的刘汉君，果真时不时地就能够钓上一条大鱼，尝到很多专业写作者孜孜以求却未必能尝到的收获滋味。
业余写作带给刘汉君的最大收获，是记者这个改变他后半生的职业。说起来，这与他的一篇名为《红花》的小说有关。1960年，刘汉君尚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党委工作，《红花》刊登于西藏日报，小说塑造的青藏公路上的女驾驶员形象，被当作“中间人物”的典型，刘汉君和《红花》又被西藏日报公开批判。身为一名年轻党员，刘汉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期间，有人为刘汉君和《红花》说了一句公道话，结果被下放农村劳动，但当时刘汉君所在单位的党委并没拿这篇小说当回事。就这么被批了大概半年，也没有什么权威人士来做结论，结果不了了之，最后什么事没有，但是从此刘汉君就出了名，走到街上人家都说，哎呀，那个就是小说《红花》的作者。1962年，西藏日报调他去当了文艺编辑，当了文艺编辑没几天，又叫他接触生活，当了记者。就这么着，一篇小说引发了一场大批判，歪打正着，让刘汉君走上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路。随后在西藏日报的十年记者生涯，将刘汉君推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为他的文学创作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养分。1978年8月《西藏文艺》刊发的刘汉君短篇小说《故土》，荣获西藏首届文学创作奖(1976年至1980年)一等奖，这篇小说的素材和灵感，就是他在一次例行采访中得来的。三十多年后，刘汉君的西藏生活富矿依然没有开采完毕，2009年，短篇小说《一个部落的消亡》获当年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一等奖，2010年，作品刊登于《西藏文学》，2011年，该刊又发表了他的小说《血缘》，引起读者关注。
生活积累：我是泡在生活的海里
虽说刘汉君自喻为海边悠哉的垂钓者，但这仅仅代表了他不求名利的写作姿态。相反，面对写作，他走的绝非轻松路线，他严守规则，谨小慎微，潜伏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里，静待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尾鱼。
“因为是业余写作，所以写得很少，一年平均写一篇吧，而且写作的时候也不是心血来潮想写就写，经常要考虑很长时间。”简约的表述，传递出刘汉君对写作一事的无限敬畏。在一个躁动不安的、飞扬跋扈的、利益至上的、速生速朽的时代，这样的简约、克制、谨慎、内敛，是越来越稀少的写作品格。
与这样的写作相对应的，是生活给予刘汉君的厚爱。回首人生80年，从1949年2月，年仅15岁的刘汉君离家参加工作开始，他就踏上了一列飞速前行的火车，车窗外，风景变幻，精彩无限。“少小离家园，只因家贫寒，为了温和饱，干啥不挑拣，身在大家庭，眼界终放宽，好学求上进，端正人生观，选我进干校，分到高会班(高级会计班)，选飞参了军，航校一学员，转业回地方，业务是骨干，入党进西藏，一去十六年，报纸发文章，领导上了眼，选我当秘书，勤恳不怠慢。……戈壁去开荒，一干大半年，修路与架桥，常在第一线……”这个顺口溜，刘汉君写了50多句，从他离家工作写起，一直写到他在西藏日报当记者期间，西藏搞极左，每个人都去上学习班的时候。这个顺口溜，如一个个蒙太奇镜头在闪回，浓缩了刘汉君的传奇人生经历：从在掖南县的生产推进社组织老百姓做军鞋支援前线，到被选到省里上高级会计班，到从省里“选飞”进入东北的空军部队，再从空军部队回到省里，到作为从各地抽调的干部进藏，到西藏叛乱，作为储备干部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待命，到进入西藏自治区工委组织部给常委领导当秘书，到因为一篇小说挨批，却一批成名，结果是戏剧性的，被当做人才调进西藏日报做文艺编辑，进而又以记者的职业身份，深入各行各业采访，用一支笔，写风云变幻，为时代作传。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文学，这样的经历，是上天赐予一位作家的最宝贵财富。所以，刘汉君有资格说，“我是泡在生活里的”，对那些批量制造的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数量动辄以三四千部计，却引不起社会的轰动，他的诊断是，“写的生活面窄，题材故事大部分都是作者身边的事，不是大家都关心的事”，对所谓的“写小说可以胡编滥造”的专家观点，刘汉君更是不敢苟同，“小说可以虚构，但不能胡编滥造”。所以，“泡在生活里的”他，对待自己创作的每一篇作品，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小心谨慎。所以，他说，“我写东西很拘谨，不是严谨，是拘谨，是害怕。”所以，刘汉君右手写新闻，左手写小说，那些在新闻作品中不能尽言的时代风云、人物命运和生活细节，在他的小说作品中重获生命，粉墨登场。读他的小说，如身临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如品尝原汁原味的醇厚佳酿，文坛习见的虚飘注水之风，吹不进他精心守护的这一方天地。
读书明理：老了文章不值钱
除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写作者还需要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这一点是刘汉君特别强调的。
“有些事你自己思想赶不上趟不行，我现在在家里基本上天天写，什么都写，写对国际时事的感想，写评论，写读后感，写了我都放在家里，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锻炼思维能力，提高文字水平，防止老年痴呆。”
刘汉君说，明朝有个刘伯温，开国元勋，不到六十岁就退休了，临退休前，他写了首自嘲诗：买头黄牛学耕田，结间茅屋伴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官为吏皆是梦，有酒有诗总神仙，世上万物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这里的“不值钱”不是嫌稿费低，刘汉君的理解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不受欢迎，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刘汉君说他每天写作不止，目的只是自我欣赏，锻炼思维，绝不是为了拿出去发表，因为人老了，难免老生常谈，“不值钱”。
虽说刘汉君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脑力体操，但是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绝不满足于老生常谈，他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常年坚持读书，关注国家大事，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底子太浅太薄。
“我只上了小学，6年小学还上了8年，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间停顿了两年，断断续续地算是高小毕了业，因为家贫，上完小学我就离家参加了工作。”“只有小学毕业，不读书怎么能行？所以我什么书也读。”现在刘汉君经常读的书包括《老子》、《论语》、《吕氏春秋》、《梦溪笔谈》，再余者就是随便翻了，另外他还格外关注西藏的书，对西藏的历史情有独钟。古今中外的小说，他也读了不少，尤其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
事实上，自谓“底子很浅”的刘汉君，一辈子没离开文字和理论，从领导秘书，到报社编辑记者，到党校马列理论教员，哪一样工作都需要有真水平。“要担任这些工作，没点文化能行吗？所以我是一个劲地读书，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为了提高认识，决不是为了装门面。”
至于写作就更离不开读书，离不开思考。“写作的目的应当是文以载道。新闻工作现在提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这些年我经常讲新闻课，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两条基本要点，第一条是新闻的党性，就是新闻要为人民鼓与呼，要为社会主义鼓与呼。这条不能动摇。第二条是新闻的真实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可否定。新闻是这样，文学也大致如此，虽然文学可以虚构，但文学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现实。”
读书不止的刘汉君，这些年一直在属于他的那片生活深海中深耕，除了每年写一篇西藏题材的小说外，正在整理中的个人回忆录也已经写了十五六万字，只是，他的回忆录也仅仅截取了1956年到1971年，那段他视为瑰宝的西藏岁月。“我的小说为什么给西藏呢？因为西藏我熟悉。回忆录我也只写了西藏时期，叫西藏记忆。”已在烟台工作生活了40多年的刘汉君，说起西藏，依然像说起自己最熟悉的亲人，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依然牵动着作家刘汉君最敏感的神经。他热恋一生的文学，与他心中永远的西藏，这二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有机会的时候，还希望能听他老人家再讲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