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媒的新闻摄影探究

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庆祝抗战胜利。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一、背景概述

 

(一)选题缘起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奋斗，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最终战胜不义侵略者的伟大篇章。关于抗战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主要是在文字这个领域进行搜集挖掘，而关于那段历史的摄影图片、影像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摄影图片始终只是作为陪衬或是直接的佐证而存在，并没有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手段。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新闻摄影(战地)记者以及摄影机构和各种画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更是出现了许多专门刊登抗日战争新闻的专门性画报，例如《良友战事画报》《抗战画报》《战时画报》。《晋察冀画报》——共产党在敌后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也于1942年5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个以军事图片为主进行宣传的大型军事画刊，在共产党的抗战宣传文化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开创意义。此外，共产党还创办了《山东画报》《人民画报》《华北画报》等十几种画报。

 

据统计，共产党的摄影组织、机构在1937～1948年间的发稿量多达5万张，光《晋察冀画报》就保留下了近4万张摄影底片，许多名作佳片广为流传，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对抗战时共产党新闻摄影事业的探究对我们研究抗战史、共产党的宣传事业都极为有益。

 

(二)有关研究综述

 

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的研究，在国外研究文献资料方面，在笔者搜索能力内，还没有找到适用资料。

 

在国内研究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但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对当时国内整个新闻摄影事业进行研究。例如杨克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摄影》，就对当时国民政府、社会各界的摄影状况(如摄影机构、摄影刊物、观念取向)进行总体介绍，包括日本在战时对摄影的运用状况也有介绍。落脚点较多，但都没深入。

 

第二，研究摄影名人。对当时的一些摄影名人展开研究，包括其生平事迹、作品特点价值等。通过个人的故事来展现当时摄影状况或战争状况。当然，这些名人中就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战士，有助于本文的研究，如王飞的《浅议沙飞的摄影作品》。

 

第三，研究共产党新闻摄影的某个方面。例如其举办的摄影展览、影像特点或者是关于某张照片的争议等等，主要是在具体的某个小细节做一篇小论文。这些资料较少，也较琐碎，但通过研究这些细处，也可以拼接出一些事实。

 

另外，由老革命摄影家顾棣所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将中国战地摄影从开拓、发展，到形成高潮的历史脉络清晰、细致地勾勒出来，收集了大量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摄影资料，对本文的研究极为有益。

 

二、抗战时党的新闻摄影内容

图1 地道战(石少华摄)

 

这些摄影图片主要分为战场和后方两个部分，细分下来，主要是——战场：战争场面、军旅生活、抗战将士、日军暴行；后方：根据地政权建设、百姓生产生活建设、领导人图像、国际友人图像等，另外还有大量百姓支援抗战(无论战场还是战后)的图片(如图1、图2所示)。这些图片纪实、生动、形象鲜明，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瞬间。

 

图2 群众欢送青年入伍(沙飞摄)

 

三、抗战时党的新闻摄影的特点

 

(一)既是战士，又是记者的摄影体制

 

共产党直接将专职摄影记者配备到部队，摄影师们既要到战场上参加战斗，同战士一起冲锋，一起登云梯，又得冒着枪林弹雨拍摄照片，战斗结束还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冲印照片、写稿发稿。

 

共产党十分重视新闻摄影工作，“抗战初期，根据地因为缺少各种照相器材，没有电和印刷制版条件，困难比国民党区大得多，可是根据地的军政领导如周恩来、聂荣臻、杨尚昆等很重视摄影”[1]，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在其军区政治部成立新闻摄影科，沙飞任科长；1940年11月7日，贺龙领导的120师政治部也成立了新闻摄影科，蔡国铭任科长。1944年在各军分区设摄影干事，甚至团和支队也有摄影干事。一些军区的摄影科在已有力量的帮扶和支持下逐渐建立成熟起来。“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颁发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 》，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建立了类似的体制，颁布了类似的新闻摄影工作制度和条例，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新闻摄影工作的顺利进行。[2]”

 

(二)贴近群众，宣传形式多样

 

除去在共产党所办报纸(例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经常刊载各类摄影图片、出版专门画刊外，共产党还经常举办各种摄影展，既有固定的，也有巡回展览。不仅在敌后区展览，还到国统区展览，到国外展览。报纸上还经常为各种影展做预报、打“广告”。

 

据统计，到1941年6月，仅晋察冀军区就举办影展50 余次，在延安也举办过多次丰富多彩的摄影活动，比较大型的有“巴苏华大夫的抗战前线影展”、“郑景康的《抗日初期之一角》影展”、“百团大战影展”、“八路军120师摄影科照片巡回展”等等。这些生动鲜活的图像在军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每次影展都吸引了大量民众参观。另外，共产党还会制作一些单张或成套的摄影小卡片、小影集，出版“土画报”，制作“摄影墙报”，用照片做纪念章、战斗画片等发送给当地军民，进行直接的抗战宣传。

 

其实，在当时的敌后地区，很多群众根本不识字，看不懂报纸，也没条件听广播，但是图片却是人人都可以看懂的。无论将士英勇杀敌的场面还是展现日寇残暴行径的图片都可以马上直击人心，激励军民的抗战热情，鼓舞民众斗志，号召大家参与到全民抗战中去。

 

毛泽东多次强调党的宣传工作要贴近群众，“应根据当地人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3]”共产党多样化的摄影宣传工作正是此工作方针的最好体现。

 

(三)树立典型，正面鼓舞

 

沙飞的《号声》，“以逆光的表现手法勾勒出一个八路军小战士的身影，在清晨的第一屡曙光中吹响了号角，号声划破了宁静的天空，一直飘向远方。……它暗示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抗战仍在进行，号召人民群众，保持警觉与振奋，听从号令，快快集合，去打击敌人。[4]”

 

其他一些照片，如《聂荣臻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沙飞摄)、《边区妇女为前方战士做军鞋》(沙飞摄)、《冀中军民的地道战》(石少华摄)、《红军指战员帮助群众收割庄稼》(苏静摄)、《送信》(罗光达摄)、“我们是抗日小兵”组照(赵烈摄)等抗战名作都极力表现抗战中的英雄事迹、模范典型，对英勇机智的战士、积极支援抗战的民众等先进典型进行了热情展现和歌颂，对树立军民信心、号召军民积极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毛泽东曾在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部机关的电报中说：“表扬这些英雄及英雄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军政杂志今后要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3]”

 

四、抗战时党的新闻摄影的作用

 

(一)鼓舞军民士气，动员基层抗日

 

1938年10月，抗日进入煎熬的相持阶段。为应对日军对敌后地区进行的残酷扫荡，共产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

 

期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定了民众信心。《新华日报》《晋察冀画报》等一众党报媒体也积极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捐粮、捐物支援抗战，慰问前线，发挥了巨大的鼓动作用。在《郑景康在晋察冀画报社》一文中还这样记述到：“他们还把带去的画报、放大照片带到部队、农村进行展览，受到广大战士、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些刚从香港、上海、重庆来到山东解放区的青年学生看到画报、照片以后激动地说：‘想不到解放区军民是这样的英雄、伟大，这更增加了我们的胜利信心。’[5]”

 

(二)揭露日军暴行，获国际支持

 

名作《废墟中哭泣的孩子》是当时在美国《赫斯特新闻社》任职的中国摄影记者王小亭拍摄的。1937年8月28日，日军对远离战场的上海南站非军事区进行了两次轰炸，造成近千人平民死亡。王小亭目睹了这一悲剧并拍摄了这张照片。不久，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本滥杀无辜平民的罪行。

 

同样，中国共产党的摄影师们也拍摄了大量震撼人心的战事图片，例如《血的控诉》《日寇烧毁普陀寺》等，揭露了日军胡乱杀戮的残暴行径。这些图片经过各种渠道发送到国统区、发到香港，还发到国际世界，引起了世界对日寇的谴责以及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使中国获得了大量国际声援以及物资资助。

 

当时，延安还主动到国际上组织过多次摄影展览，以直观的影像展示、宣传中国的抗战、共产党的抗战。

 

(三)扩大共产党形象宣传，提高声望

 

《平型关大战》组照、《切断敌人的供给线》《聂荣臻和日本小姑娘》组照、《捧起白米饭想到八路军》《江南处处庆丰收》《军民一同插稻秧》《毛泽东与外国友人在延安》《朱总司令马上英姿》《延安党校，工作之余的休息》《红军炊事员勤于学习》等非常多的作品都表现了共产党军队、领导人英勇无畏、团结百姓、亲切平和、军民一心的形象。不论是在信息闭塞的根据地还是难以联络的外部，这些照片对于传达共产党的意愿、形象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许多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奔赴根据地，一些外国友人如安娜?利泽、艾格尼丝?史沫莱特、哈里森?福尔曼、埃德加?斯诺等都到根据地拍摄了不少反映当地情况的照片。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实力在根据地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声望与日俱增，这与其正确的宣传策略是分不开的。

 

五、抗战时党的新闻摄影的局限

 

(一)面临摆拍质疑

 

抗战时期的多张经典照片后被证实为摆拍，例如沙飞的传世名作《战斗在古长城上》组照、《聂荣臻和日本小姑娘》组照等，引起不小争议。

 

那个年代，照相器材极度缺乏，一些人认为当年沙飞等人之所以摆拍照片，可能与此有关。知名摄影家、原新华社摄影记者石志民曾说：“有的摄影师跟我讲，他一年只能、只有两个卷，很多人只能拍一张照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些人认为，出于战争实际以及战斗信念的需要，即使摆拍也情有可原，从全世界范围看都是如此，无需苛求沙飞等人。

 

诚然，有些世界著名的摄影作品也是摆拍，例如卡帕的《士兵之死》以及诺曼底登陆的照片。国际上，关于战争纪实摄影作品是否能摆拍的问题也一直在争议之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摄影界曾经出现过粉饰、夸大，特别文革前后极左盛行时期那种逢迎、谄媚，弄虚作假、黑白颠倒的事，根源并不在于手法或风格，实是道德水平、不良政治追求所为。[6]”

 

(二)政治宣传性过强

 

回想起抗战时的“红色摄影”，印入脑海的往往是共产党军队的英勇形象、斗争的感人场景、根据地热火朝天的建设生活、军民鱼水情等景象，这些红色影像的整齐划一、大一统套路引起不少诟病及反感。当时，一位香港报社的工作人员就曾表示，共产党发出的新闻照片政治宣传性太强，“我们不爱用。”

 

毛泽东曾就党的新闻工作作出指示，要求“报刊宣传务必完全服从于党的政策，”这样的指导方针必然使共产党的新闻摄影烙上深深的“红色”印记。

 

六、结 语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这是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新闻摄影赞歌，共产党的摄影战士在解放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诗，有超过65位的摄影员为拍摄照片而献出宝贵生命，有的摄影员甚至在第一次上战场，拍摄完第一张照片后就牺牲了。

 

这段摄影抗战史需要铭记，这些永恒的瞬间和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需要永远传颂。

 

(作者系：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