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让梦想照进现实
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被视为语言的精华,是形式、韵律与词语的艺术表现。诗歌是诗人在想象与情感层面对现实匮乏时的精神补偿,因此,我们常说,诗歌是梦想的产物。然而,正如希尼所说:“从未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诗歌的“无用之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界密切关注、常谈常新的话题。7月16日至17日,在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的两场诗歌论坛中,不少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就诗歌所承载的人类梦想与当下诗歌所面临的现实,以及如何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怀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诗歌是来自梦与自由的想象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新诗经历了语言形式、审美风格等方方面面的变革,然而在这一系列的革新背后,总有一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
吴思敬认为,新诗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由”。他认为,诗人应该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要有“放胆文章拼命酒”的勇气和自信,勇敢地写下别人心中所想但笔下所无的篇章。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使再富有,诗也不会显得多余;即使再贫穷,诗也不能被缺少。”其次,面对商品化的大潮,当代诗人还要甘于寂寞,做这个民族中“关心天空的人”,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融合在一起,获得终极意义上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
作为一位从事诗歌研究数十年的理论批评家,谢冕认为,诗人是“世上最美的事业”。他在发言中提出,诗歌是幻想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诗人都是说梦的“痴人”。诗歌给人们提供的是梦境,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滋养,因此,诗歌具有“求虚”的特性,但这种特性“并不造成诗歌的贫乏,反之,较之所有的事物,诗歌不仅不贫穷,反而最富有;不仅不短暂,反而最长久”。
张同吾认为,诗歌之美来源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相和谐的状态,“诗歌是让语言表现情绪,让情绪熔铸语言。同时,像音乐和建筑一样,诗是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艺术,创作诗的过程就是从主观出发去发现真善美和表现真善美的过程”。因此,“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自然之子,应该是自由之神,应该是天堂之鸟,应该是爱情之魂”。他还强调,在经济发展、生存环境受到挤压的背景下,惟有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提升人的美学境界,才能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开拓出一片净土。
诗人应该有使命感与担当意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大潮,诗歌内容和诗人内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随着商品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诗人似乎成了当代社会中格格不入而又寂寞的人群。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诗人的存在更显得尤为重要。
罗振亚认为,商品经济在对诗歌产生冲击的同时,也为净化诗人队伍提供了机会。他认为,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对话意识逐渐细化。新世纪以来,诗人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这种写作方式向人们打开了存在的遮蔽,具有真切感和包容性,充分表明当代诗人正在承担起应有的精神担当,诗歌的写作伦理正在一步步复苏。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的繁荣,在对当代诗人构成“古典的压力”的同时,也为中国诗人带来了信心。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来源于其背后的诗人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
郑欣淼认为,中国历史上,诗歌与时政及世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诗人关注社会的品质以及古典诗歌中“言志”与“载道”的传统,是留给今人可贵的遗产。现代社会依旧需要诗词的鼓舞,需要诗词的滋养,需要诗人把民族优秀传统中所蕴含的民主、自由、和谐、平等、友善等正能量传递出来。
张同吾认为,古典诗词给我们的启迪在于其自然天成的状态,中国新诗在上世纪初创时尚未受到过多污染,诗人的作品中流淌着自由的灵魂。现代诗应该表达以爱国主义、思乡情结、忧患意识为主的人文关怀,以自由灵动的书写表达时代精神和生存状态。他还表示,目前存在的一些诗歌拘囿于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或是变成了没有美学意义的意象组合和毫无节制的口语化文字,破坏了诗歌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诗歌而不是分行的文字,诗歌应该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摇篮。
当代诗歌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在社会逐渐走向碎片化、物质化的今天,诗歌与诗人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保持诗歌艺术的基础上表达诗人对现实的关怀。
谢冕表示,将现实完全装进诗歌是不可能的,但是诗歌必须与当下生活保持紧密联系。他说:“我曾经断言,所有的诗歌都是‘当代诗’,所有的诗人都是‘当代诗人’。一位诗人生活在当代,而声称他只为‘未来’写作是可疑的。从这个前提来看,屈原的《离骚》是楚国的当代诗,李白的《将进酒》是唐代的当代诗,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更是唐代的当代诗,因为它们保留了诗人所处时代的真实声音,所以它们不朽。”他还谈到,当今时代需要诗歌在碎片化的现实面前整合和凝聚时代精神,需要诗歌在精神方面给我们带来提升。
吴思敬认为,诗人不能漠视现实,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俯视大地,重视日常经验的写作。他主张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诗人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诗人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立足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
在李少君看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就是生态环境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当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更牵涉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他认为,在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是艺术的主流,但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所谓“道法自然”,大自然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核心价值,自然山水是诗人灵感的来源,亲近自然也是一种精神的释放。
城市化进程对当代现实构成了新的挑战,霍俊明认为,这种挑战更多地体现为新时代与没落的乡土情怀之间的冲突。“写作者更多是从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角度进入农村、进入城市。单纯的、绝缘的乡村写作似乎已经消失”。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使当今这个时代逐渐变得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失去了远方。他认为,诗人追求的应该是希尼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