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胡家福：寻觅人生的支点
寻觅人生的支点
——评戴恩嵩的长篇小说《舞星情泪》
作者：谭好哲胡家福
说实话，当朋友介绍我们读一读《舞星情泪》时，我们曾因小说题目的通俗文学相而显得有点漫不经心。然而当我们一页页地读下去，阅读心理却渐渐地起了变化，非但没从书中得到看一般通俗小说所获得的那种刺激性快感，反而是一点点地伤感起来，进而不由地唏嘘感慨起来。读到终了，则不能不彻底修正最初的印象了。
《舞星情泪》实为一部用心良苦之作，小说通过对芭蕾舞星金玉玲一段独特生活经历的描写，显示了一个令人在沉重中进入思索在思索中愈加沉重的严肃题旨，即寻觅人生的支点这样一个大问题。
人人都神往于幸福。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和归宿。而走向这目标、这归宿，则需要一个坚固的支点。这支点是落脚点也是起跑线，正犹如高楼大厦不能矗立在虚空中，海市蜃楼的显现也需要有大海和沙漠一样。就现代社会而言，人生的支点归根结底只有两个：一曰爱情(包括婚姻)，二日事业(包括信仰)。《舞星情泪》就是紧紧抓住这两个支点，切入全书中人物的动态生命历程，铺演出了一段寻寻觅觅的爱情追求和坎坎坷坷的改革故事。
我们应当承认，激荡人类青春热情的根本动因之—，就是蕴含在人类性灵深处的自然天性一一情与欲。这是一块人类的圣地，无论对直观的心灵还是对思辨的头脑来说，世界上最自然最壮观的关系，毕竟是那种令人心旌摇荡难以自持的男女关系。不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是女人的一半是男人，都不能体现为真正意义上人的界定。真正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应当是“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必然性”(《马恩全集》第42卷P129)。而情与欲的完美契合与内在统一正恰如其分的体现为这种人类自我实现的内在天性。只有在这种情境之下，男女的结合才能在血肉的冲动和人类的再创造中高高飘扬起人类生命意志、生命意识的大旗。我们也才能在清醒的理性之光照耀下给情与欲以适当的现实位置。《舞星情泪》的精湛与深刻之处。就在于作者恰切地把握住了金玉玲情感生活中情与欲的尖锐对立与内在联系，并给予了十分合理的艺术阐释。不能否认，人类爱情的本质就是性爱，情与欲作为性爱内容的基本因素千百年来一直内化为人类情感生活的两大焦点，而追求其中的和谐与完善便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所在。皮相地看来，金玉玲与邱翰的结合似乎是美满幸福的，因为这种婚姻模式契合了中国人在中和传统文化心理左右下郎才女貌的审美期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婚姻的情感构成，就会沉重地发现，在这种令人羡艳极为合理的婚姻背后蕴藏着一种极为深刻的悲剧，这种悲剧集中体现为婚姻生活的内在支点游移，即婚姻中情与欲的严重倾斜。这种倾斜由于笼置在极为美满的表象之下因而显得尤为残忍。年轻漂亮的芭蕾舞星金玉玲在险遭歌舞团团长的蹂躏后，为了摆脱险恶的环境和实现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千里投亲只身来到临海市。初到生地与亲友同事的隔膜造成了她心理深处的情感焦灼与期待。而邱翰的情感生活一直处于真空地带，并由于用非所学更渴望异性的抚爱，又加上他们的顶头上司文化局长李忠儒的客观撮合，两人的结合似乎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必然。但是应该看到，他们的结合基础仅此而已。情感因素并没有十分突出地跃居他们性爱生活的首位，并与感性欲望协调发展。因而，当他们真正步入漫长的婚姻生活时，矛盾的产生乃至离异便显得十分自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男女关系首先是一种自然关系，它构成了人类种的延续，同时它也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因为婚姻是构成社会组织的一个最小细胞。但婚姻不仅仅体现为组成—个法定意义上的社会单位——家庭。婚姻也好，家庭也罢，只不过是男女关系的一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两性关系的真正内涵，不在于有没有采取社会性形式，而在于有没有完成双方互相创造的社会内容。这种创造就是建立在情与欲内在统一基础上的男女双方血肉和灵魂的创造，只有在这种创造的洗礼中，男女双方才能各自获得自我的本体性证明。但是，金玉玲与邱翰表面美满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达到这种情感高度，缺乏理解、情感的婚姻不可能走向新的升华，特别是当世俗杂务的种种琐碎烦恼和现实生活的诸多功利争斗开始介入两个人的家庭生活时，抱怨与苛责便成为他们走向离异的导火线。当金玉玲离异后重新走向新生活走向事业时，她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感，特别是当按摩大夫姜玉美信誓旦旦、风流潇洒地闯入她的生活时，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体验到了与邱翰相处所无法体验到的一种朦胧神奇的生命激情和力量。于是，她以整个身心选择了姜玉美。单向的就金玉玲来说，这种选择是合惰合理的，因为这种选择完整地体现了她情与欲的内在融合。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金玉玲的这种真诚选择和情感投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和圆满的结果。她在果敢的选择中忽视了对象世界的一个基本前题，这就是姜玉美情感选择中的需要原则。他第一次与农村姑娘小兰的纠葛毋庸置疑地只体现了他完全来自生理上的欲的焦渴和需要，而对金玉玲的追求，也仅仅出自对女性肉体美的膜拜与占有欲，需要仍然是他追求金玉玲的内在支点。纵然在对金玉孑玲美丽的肉体的追逐与占有中曾经唤醒过他自我的忏悔意绪，但欲的渴望始终是其中的主旋律，所以当金发女郎蓦然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世俗的抉择就显得极为必然。
生命作为个体的存在形式，不仅仅在男女关系即性爱生活中获得表现，也在对事业的追求中获得展露。如果说男女关系集中地实现了个体的情感欲求的话，那么对事业的追求则较多地显示了个体的理性欲求，情感与理性构成了人性结构的两大层面。分别只在于情感欲求更多地偏重于内向的品味，理性欲求更多地偏重于外向的扩张。在小说中，金玉玲对爱情的苦苦寻觅是与她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紧密交融在一起的。作为一名曾在全国大奖赛中夺得头奖—举成名的芭蕾舞明星，她不甘心离开舞台，希求重展舞姿，并欲成立歌舞团。尽管情感生活的坎坷和身居高位的领导不开绿灯，使其精神倍受损伤，计划屡遭挫折，但她百折不回，承受着种种非议、打击，坚定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去，终于冒着风雪去乡间找到了资助人，使歌舞团的成立初具规模，为临海市保守、单调的文艺生活引进了一股新的激情，孕育了一个新的希望。她困难重重而希望瞳瞳的艺术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传统与新潮、僵化与开放的对峙中进行文艺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及其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作者选择文艺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局部来展观八十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改革大潮，自然是有其非常积极的现实性意义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书中揭示的改革不可逆转这样一种客观发展趋势。而是这改革潮水所冲刷出来的各种不同人物的心态。前任文化局长李忠儒保守僵化又不乏虚伪，排斥新潮艺术，处处以正统自居，似乎是革命艺术趣味和事业的捍卫者，实质上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一个“权”字。他未及离休，已将接班事宜精心安排妥当，免除了自己和家人的后顾之忧。最后也终因綦海敢于冒犯他局长的“龙颜”，气急败坏急火攻心一命归天。他弥留之际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不要……不要芭蕾……对青年……不利，邱翰……好……”，是书中绝妙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李忠儒对自己的总结，也是其权欲心理的最后曝光。新任局长邱翰虽想有所作为，却又不敢违背老局长的遗训，不愿打破临海市文化工作的旧有格局，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终于在别人的冷箭下跌落“宝座”。其他如演出公司经理綦海的进取精神、血性气质，局办公室主任秦新的卑鄙伎俩，小人心思，王艳的纯洁深情、幼稚软弱，马丽的虚荣受骗、终生饮恨，还有那位市委副书记的凡欲难除，道貌岸然，等等，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金玉玲就象一个“导游”，她导引我们遍览了芸芸众生的世相与心态。
在书中所描写刻画的各色人物中，老政工科长是最有性格最有深度最令人难忘的一个。他年逾花甲，又无学历，不在提拔范围之例。但他资格老，收入也大大超过正局级，因此对升迁也就不很计较了，而是一门心思用在出谋划策，维护各任局长的权力统治上。他老奸巨滑老谋深算胸有城府肚里撑船，深谙为官为政之道。局里的每一个方案，每一个决策，每一项人事安排，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但他从不出头露面，甘当每位局长的影子。无论谁干局长，他都尽忠尽职全力效命。他既会保己又会保人，既能保人又能整人，决策行事局局有着落又时时留退路，进能攻退能守，步步有算计又处处不露痕迹，上下行得通，左右玩得转，无论政治上刮东风还是刮西风天晴还是天阴，无论是谁上台谁下台，他永远正确永远没有过错也永远牢牢地坐在局里的前几把交椅上。在外人眼里，他不是主要角色，实质上他才是权力核心，是真正的局长。他不仅仅玩弄权术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实质上已经到了将玩弄权术作为—种艺术创造来加以品味和欣赏的境界。他就象一个手段高超的魔术大师，能不断地玩出种种新花样，神秘兮兮地让你不得不叹为观止。他确乎有点神神秘秘，但又确实非常实实在在，他实实在在，倒总让人觉得神神秘秘。这—人物的形象内涵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在小说的特定情景设计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意义。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政治生活中，历来都存在着这样—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被叫作策士，或被称为军师，或被叫作谋士、幕僚，如此等等。这些人在权力角逐中不占有为首的或显赫的地位，但他们却是推动权力机器正常运转或交相更迭的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串联于上下，奔走于内外，策划于密室，从来都离不开他们。从刘乾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实质上，他就是—个盘踞在现代社会权力机器中的—个现代谋士，他既是我国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延伸的产物，又是滋生于现代官僚政治生活中的特有现象。这种人，尽管他们口头上永远讲着现代的革命的语言，在为现代权力机器的正常运转尽职尽责地耗费着自己的心血，但是他却不是正常的现代政治生活的代表。临海市文化局文化决策工作的不民主与违背民心民意，是不能与他的存在分开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临海市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因此，作者在描写为临海市的文化体制改革作不懈努力的金玉玲、綦海等人物形象的同时，精心地塑造刘乾这样—位现代谋士形象是寓意极深的。
目前的中国小说界正发生着雅与俗的两极大分化。雅的太雅，或哲学意昧太浓让人难以承受或意绪性太强使人难悟所指，而俗的则过俗，或太真太实让人嚼蜡或低级下流令人作呕。而戴恩嵩同志的《舞星情泪》则力图在雅与俗之间寻找一种更契合于中国绝大多数读者的文学形式，小说既情节生动、悬念迭起，有较强的可读性；又寓意较深，力避浅薄，其良苦用心和苛意努力是可喜可嘉的。但是，在肯定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想否认该作还有种种缺憾。就创作主体而言，我们从作品中透露出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辨析出作者把握当代生活敏锐的艺术悟性，但是由于作者这种敏感的艺术悟性能在高层次上与渗透着现代精神的审美理性和人学意识相溶合，强功利的艺术社会需求与偏狭的社会生活大潮过快地渗入作者的精神构造中，影响了作者审美理性的确立，致使作者尚未找到一块净土置放与过滤自己的思想，这就导致了整个作品流入瞬间的把握，但当瞬间成为历史时，就无法展开久远的历史跨度，从历史的动态过程中来把握现实。此外，作品的结尾为邱翰所设计人生选择似乎也很不尽如人意。尽管邱翰被推上局长“宝座”是有违初衷，但他毕竟已经上了“官道”，虽然他遭受秦新的诬陷险遭撤职、查办，但毕竟诬陷很快被戳穿他又官复原职。如果他当初为了作官能忍心与娇妻分手，那就很难设想他会在应当用好权力为自己重新树立形象的时侯弃官不做。尤其是他竟回到金玉玲身边，一块去到—个私人资助前途未卜的歌舞团里充当“真正的男子汉”，按他的性格逻辑来说，按—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血性与自尊来说，多少是有点不可思议的。这或许是传统的大团圆式故事结构和破镜重圆式美好愿望在作祟的缘故吧?
尽管有诸如上述的缺憾，但我们还是愿意重申，《舞星情泪》所提出并加以展示的寻觅人生的支点这样—个严肃题旨是极有意义、令人深思的。金玉玲是—面境子，他使我们每个人从中照见了自己。如果说金玉玲的爱情寻觅以情感的失落收场却终于以事业上的成功获得了某种精神补尝的话，那么我们呢，你、我、他，我们每—个现实中的人们有怎样的爱情又有怎样的事业呢?全玉玲肯定是算不上—个幸福的人，可我们是幸福的吗?
谭好哲胡家福(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