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被情感喧嚣破坏的历史冷静

　　《一九四二》：被情感喧嚣破坏的历史冷静

　　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每一部影片出来，都会有人说“这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照此推理，他的创作将永无止境，一直在向巅峰进发，而始终未达到巅峰。但事实上，他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力已经完全熟了，最起码也是九成熟，再煮，就会烂掉。我一直认为，冯小刚对国产电影产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对电影本身的贡献。不管是之前的喜剧作品，还是现在的严肃作品，他始终拿捏着大众的情感死穴，像一个助产妇一样，帮助压力深重的观众发泄情绪。《集结号》讲的是委屈，《唐山大地震》讲的是纠结，《一九四二》讲的是压抑。因此，笑了得感谢冯小刚，哭了也得感谢冯小刚。

　　这样一来，他在票房上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我们本来就没期望他拍一部透彻灵魂的传世巨作，所以也就不会难为他在电影语言上的粗糙。尤其近年来，电影界大力提倡“主流电影”，冯小刚的作品恰恰应和了这个概念——宏大而未被开掘的历史题材，普世但并不让人讨厌的价值观，商业包装与主旋律叙事的完美契合。因此，政府支持，甚至在新闻联播上帮其宣传；观众满意，因为很容易看懂；影评界赞扬，不好意思说坏话。而这部《一九四二》更有其特殊原因，它是有关民族灾难和历史真相的叙述，内容的严肃意义要远远大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发生在解放前，与现行体制毫无瓜葛，因此不会受禁锢。那么，冯小刚在选择这个题材时的眼光和拍摄过程中的辛劳是值得尊敬的，而我对电影的评论也只能集中在其手法上。

　　整部电影的前百分之八十的表现是不错的，内敛、隐忍、厚重，以一种自然的语气来讲述如此残酷的饥饿景象，不夸张但传递出了生命的苦难感，甚至还有几处刘震云式的黑色幽默，点缀了哭笑不得的痛楚。但是到后百分之二十时，我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冯小刚依旧没有摒弃煽情的手段，直接撕破观众还在静静思考的心理防线，将泪水和仇恨迸发出来。从拴柱(张默)跳下火车后发现没带小米，到他被日本人一刀刺进喉咙，再到范财主(张国立)闷死了孙子，这一连串的戏剧冲突将影片苦心营造的沉稳宏大气氛推向狭窄，于是电影又变成了电视剧，本来是主题深化的高潮变成了情感发泄的高潮。其实，这种苗头从一开始在徐帆的表演上就有所显示，尽管在冯小刚的调教下，她这次收敛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完全从《唐山大地震》中解脱出来，与张国立、冯远征等人明显有些疏离。至于陈道明，又回到了《英雄》中的腔调。

　　与此相比，王兵两年前拍摄的《夹边沟》要更加冷峻和直接。同样是灾难题材，《夹边沟》反映的是被官方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批右派分子在甘肃劳动农场饿死的事件。后者在影响力上要远远弱于《一九四二》，这便是商业与非商业的区别，但是它的客观审视的记录风格和不做道德评判的态度反而更具冲击力。大量群众演员的本色演出，让影像的粗糙感更接近真实。所谓大音希声，一片苍凉的画面的静止展示要远远大于语言和音乐的聒噪混合。在这个方面，《一九四二》尽管也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但它过于饱满的戏剧叙事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场灾难本身的残酷。

　　电影实际上铺展了四条线索：灾民的逃荒经历是展现“是什么”，国民政府的应对是展现“为什么”，记者白修德是“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问题的追问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两者是辅线。如果再加上日本兵对灾民的态度，那便是五条线索，五个立场。电影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给了蒋介石一个让人敬又让人怜的形象。但是两条辅线与主题的衔接不够紧密，如果说白修德的作用是连接了灾民与政府，那么传教士的作用就有些模糊不清。小安(张涵予)关于上帝的拷问更像是在做戏，没有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反而是西安老太太在面对蒋介石时的一句“阿弥陀佛”更具震撼力。相比之下，日本军官对灾民的认识算是点睛之笔，“他们是中国人，但首先是人”，这句话应该作为整部影片的“题眼”，因为其要表现的就是饥饿中的人性状态，但可惜的是不够深入。

　　电影开头，在蒋介石的抗日讲话声音中，主创人员的字幕出现；电影结尾，又专门用字幕交代了蒋介石一九四九年退居台湾。这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就是失了民心。这与官方的答案没有区别，实际上也是最好的答案。但是对《一九四二》来说，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人性，政治，战争，还是历史？或许所有的东西都有，或许什么都没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为我们苦难的民族立了一座碑，碑的模样暂且不提，但碑文是精准的。

　　(文/陈令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