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正：关于蓬莱文化形态的思考
话题不妨从经济领域说起。本世纪开始，国内外学术界注意到商业形态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现象，不同的媒体都企图努力挖掘“管子研究”，也开始了对“鲁商”的讨论。显然，“鲁商”是“齐鲁文化”特别是“齐文化”的拓展，有着独具的“仁恕”色彩；而且与“官场”保持着距离。“鲁商”中几乎没有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也没有哪个巨商会给朝廷作经济担保，他们只是做自己的买卖。
“鲁商”的构成跟“鲁菜”的构成酷似，都有两部份：济南与胶东；而蓬莱在胶东的地位又极其特殊。它不仅从历史意义上说，是秦始皇汉武帝都登临过的古邑；而且，从经济意义上说，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古港。
蓬莱是中国古代“北方第一大港”，从这里出发沿着庙岛群岛远去的航线是中国最早的古航道，中外联系的最早纽带。秦朝方士徐福被认为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他的远使东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因而，这里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隋、唐时期，登州是“遣唐使”的登陆口岸，所谓的登州包括了现在烟台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心就是今日的蓬莱。一批又一批的韩、日使节，留学僧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圆仁和尚)从这里转赴当时的国都长安，所以这里从中古以来还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宋代以后，这里又是最重要的水军基地，2005年在这里同时出土了三条古船，被认为是当年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一条保留了“新罗”的器物，说明了蓬莱还是一个国际港口。
这些都是根据《天津条约》最初开埠的港口是蓬莱；而不是烟台的原因。尽管开埠的地点改在了烟台，但是，众多的外国传教士还是在这里“抢滩”，来这里不仅最早，而且最多。
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历史基因，构成了近代“蓬莱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19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东西方文化碰撞、扭曲、交融的历史。跟其它地方相比，简直可以说是交融最好的地区。“抢滩”的传教士络绎不绝，当然也是阻力重重，他们发展的第一个教徒，前后用了18个月。然而，这里却没有“教案”。最著名的传教士郭显德最早踏上蓬莱大地，但在蓬莱却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后来郭显德在栖霞等地传教，因“围观”而引起冲突。为此当时的福山法院出了一个告示，这就是所谓的“教案”，也与蓬莱没有关系。)这跟天津、曹县的流血事件，不可同年而语。相反，倒是有许多成功的合作事例：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这里办起了中国第一所大学；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蓬莱推广大花生，1862年仅是250克花生种，到1935年，就普及到胶东各县，成为中国地区第一大经济作物；北洋将领吴佩孚是儒教文化的忠实信徒，但也在蓬莱成功地创办了英语专科学校。它对蓬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不妨用蓬莱籍的著名爱国企业家丛良弼做个形象的说明。丛良弼温文尔雅，羽扇纶巾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这一点只消看看他在国难当头时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日本人用高官厚禄诱使他当汉奸，他视那青岛市的伪市长宝座为火坑，宁肯返乡吃苦遭罪也要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修身”第一———东方文化的底线。他同时也负载着大量的西方文化，他是有名的“火柴大王”，强烈的竞争意识，要求市场独步，追求“垄断”，重视技术，在企业中努力实施现代化管理等等，都令他成了俨然一名西方绅士。即使在完全是“海洋文化”的青岛，也没有人敢说他“土”。在他身上就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统一，土洋结合，完美和谐。这样的蓬莱人实在不在少数。
生活形态是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的蓬莱人很少有“精神压抑”之说，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里战事也不那么多。按说这里应当战事频仍，这里宋代就是军港，明清更是“将帅之乡”，戚继光是明代的三朝虎臣，抗倭名将，宋庆在清末官至兵部尚书，威名远扬。但是查这里的地方史志，无论是将士的数量，还是从战事的惨烈，都不及相关的县份。它的经济和文化并不比周围各县落后，但唯独没有精神病院。蓬莱人活得潇洒自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研究这个现象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对现在存在的各种文化成分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的蓬莱文化有着巨大的丰富性，它几乎囊括了已经存在的各种文化：
它地处“齐鲁之邦”自然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儒教文化。明清两代这里出现过七十多个进士，这在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荆南一个地区近百年都不曾出过一个，被称为“天荒之地”，偶尔出一个，就被称为“破天荒”。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它有着卓越不群的道教文化。如果说以《道藏》、《续道藏》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是一个混和体的话，那么在其它地方，更重视的是其中的“神文化”；而蓬莱文化却独放着“仙文化”的光芒。阎罗地狱、牛头马面之类的恐怖境界并不脍炙人口，倒是人间仙境、瀛洲阁楼是这里的象征。
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这里是我国“八仙文化”的发祥地。我国的“八仙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它的渊源十分复杂，然而无论是“上八仙”、“中八仙”；还是“明八仙”、“暗八仙”，都少不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过海”的起点概不例外的都是蓬莱。何况在蓬莱，大至城市雕塑，小到民间果模，形形色色。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八仙的形象；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到处都有八仙的传说。八仙已经无孔不入地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栩栩如生地活在了蓬莱人的心灵之上，蓬莱流传的“八仙文化”是一种全民皆知的“亲民文化”，八仙的形象决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扶贫济困，让人亲近。八仙不是神，是有特异本领的人。
高层次的道教文化在这里也源远流长。吴佩孚的蒙师就是研究《易经》的。他潦倒时以摇卦为生；为将时靠占卜决策，都是因为他是“蓬莱子玉”。
蓬莱有“妈祖文化”。蓬莱阁无疑是一个道教胜地，但是也有一个“海神娘娘”的金身塑像，而且千百年来香烟缭绕。“妈祖信仰”在这里的沿海根深蒂固。
蓬莱的“宗教文化”更是多姿多彩，在众多的传统庙宇之外，还有一座“登州圣会堂”。这是华北地区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来这里传教的穆拉蒂女士是美国基督教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女性传教士。
蓬莱还有着不可忽视的“革命文化”。于眉兄弟响应天福山起义发动的抗日武装斗争，为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它的众多优秀儿女走上了前线，为祖国英勇献身。迄今还在蓬莱大地留下了不只一处的，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学校。
这里当然也有丰富的民间文化。民间娱乐如“大杆号”；饮食文化如“蓬莱小面”、“大枣饽饽”等等，都是独具地域色彩的。
还有大量的“舶来文化”。在古代有“红衣大炮”，在近代“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里，开设了音乐课，最早引进了“五线谱”。除了大花生，还有苹果、葡萄，许多优良的“洋”种在这里扎根。西方文化的许多理念都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例如“自由”、“平等”、“博爱”，跟孔子的“仁恕”之道、孟子的“民重君轻”，加上老庄的无为而治，在这里就容易迅速形成了蓬蓬勃勃的“开埠文化”。
凡此种种，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蓬莱是胶东地域文化的宝库。
值得指出的是：这众多的文化呈现着一种“混杂”的形态，由于时间存积不同，它们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化合”，形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形态。在这里任何一种文化，即使是“强势文化”也不可能“吞噬”另一种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保存；还汲取了“舶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
这个传统应该是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蓬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乡，他的抗倭业绩永垂史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更给家乡的人民，缔造了不容有一丝一毫的背叛的爱国传统。这一脉相承的“脉”，即使再有争议的人物、反动透顶的人物身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吴佩孚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说他爱国则是没有异议，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说他是“军阀”，但也有承认他是“爱国将领”。赵保原双手占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的罪人，但是，他却不敢公开投敌，还要打着“抗日”的招牌。蓬莱人可以自豪地讲：蓬莱大地不出汉奸！八年抗战，中国竟然有600万伪军，所谓的“曲线救国”造成了大量的“精细人”毫无操守，而蓬莱却与“公开投敌”无缘。
众多的文化在这里交融，使聪明的蓬莱人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熏陶，产生了一种“文化底蕴深厚”的“社会心态”。一般来说，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的，商人也“重利”，但却不会“利欲熏心”，突破“诚信”的底线；文人也“逐名”，但却不会不择手段令斯文扫地。他们温文尔雅，很有点仙风道骨。道家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这里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蕴令人们的心态“宁静致远”，远离了浮躁。
这种“社会心态”十分容易产生高档次的人才。古往今来，蓬莱真是人才辈出，许多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可以构成一个长长的画廊，展示蓬莱人的智慧。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不久前辞世的孙运璇，被称为台湾的“经济之父”，当不成“总统”也一笑了之。破解了《墨经》之谜的栾调甫，造诣令名震海内外的梁启超五体投地，却躲在了一个山溪旁作自己的学问。发现了“葛峰”理论的晶体物理学家葛庭燧，是亚洲荣获梅尔奖的第一人，他却说“八十而后知不足”。概不例外，都有淡泊之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巅峰业绩”都不是在蓬莱创造的，他们必须“走出去”才可能大有作为。蓬莱只是为他们的造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已。这个现象很可能与蓬莱的“准港口经济”有关。
如前所述，蓬莱早就是中国的“北方第一大港”，但在后来出现了“断裂”，未能形成国际化的大都会；甚至连一个“港口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仅仅处在一种“准港口经济”的状态。因而它的文化虽然也是开放的，但却没有强大的“生长点”。这就为“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它的历史和状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内涵来，对于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经济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港多大，城就多大”，蓬莱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在此之前，以文化为之“张本”是迫不及待的基础建设。
建国以来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许多硕果，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成果却似“散珠”，光芒四射却未能汇聚，足以点燃“独立存在”的“蓬莱文化”之火。政通人和，人间仙境，蓬莱已经开始了历史上最好的历史时期，因而也到了构建“独立的蓬莱文化”的时候了。至于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究竟该是一种什么面貌，有人称之为“登州学”；有人称之为“戚继光文化”，都有待于历史的验证。不过由于“人文环境”的恶化，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紧迫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