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焕江：信仰与苛责
作者：乔焕江
世上能够让人同时怀着怕和爱又苦苦以求的东西，大概就是信仰了。月鹏的信仰是文学。
我所理解的信仰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所不同。在我看来，信仰既不是盲从，也并非有着具体偶像的迷信。信仰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向度，由于一个莫可名状的机缘，一个人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入被这个向度吸引的未知旅程。因为所信的无可名状，生命的复杂状态得以无保留地展示；而因为向度的永恒，生命对自身便须时时检省。如果信仰有一双眼睛，它希望看到的应该是欲望和意志的角力，是迷惑和顿悟间往复跋涉的焦虑，是一个注定要成为作品的生命，是这生命向世界无保留的敞开，而不是归向自我的闭合。
月鹏有不少很出色的作品，但我始终没有对他说起过其中最好的一篇——这作品就是他自己。他是那种如今已经少见的，怀着最原初和最深处的怕和爱跋涉在生命之旅的写作者。十几年前，我们在烟台大学的教学楼前初识，不过是简短寒暄，我就瞬间意识到，这是个走在文学的虔敬之路上的家伙。的确如此，多年来，他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变数，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个为文学而痴迷、喜悦、痛苦乃至焦虑的心结。这心结在他的生命中扭结得如此牢固，以至于熟悉他的朋友都会发现，他的语言、身形、表情和思想，处处刻满了由此而得的焦虑、痛苦乃至痴狂。我们相隔遥远，每次见面，总会因为对文学的崇敬或苛责而夙夜长谈，在那些弥漫了整个房间的浓重烟雾中，我常常会想到：如果在写作的世界中也有一个“疯狂”的卡拉马佐夫家族，月鹏大约正是其中不折不扣的一员。
这种近乎疯狂的动机究竟从何而来？月鹏的作品很好地解答了这一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在任何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四种动机：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政治方面的目的。在月鹏的写作经历中，这几种动机既历时地呈现在不同阶段的文本中，又纠结在一起构成他作品的共时风格样态。
在他的《远行之树》里，你可以捕捉到那个曾经在写作中与自我苦苦辩诘的少年。“在季节与季节的边缘上，在生命与生命的缝隙里，我走着，一个人，手中的笔既是探路的拐杖，也是与我同行的伙伴。那是一段从心灵到心灵的路，我的脚步沉重而又坚定。”就像具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成长背景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月鹏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生活的沉重和精神的压抑。那是一些被忽视、漠视甚至无视的日子，那些日子饱蘸着酸楚和艰辛、屈辱和无奈，也饱含着愤懑和渴望，却只能在成人的(或者功利的)世界里一一被沉积在少年记忆的底层。但也正是这厚厚的沉积层里孕育着生长和叛逆的可能，一旦遇到合适的机缘，就必定生长出奇异的风景。
在那个渐渐物欲喧嚣的成人时代，还有什么能比文学和审美更适合眷顾一个被忽视的少年的心灵呢？“既然不能完全超脱于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之外，既然注定要沿着别人的目光走下去，写作便成为一种慰藉。那些肆意挥洒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文字，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不舍得伤害一个字，甚至将它们发表，在我看来也是有些媚俗有些不情愿的。它们只该属于我自己，它们是我的精神档案。只能这样。”相对于一个过于务实的时代，写作无疑是心灵公平而忠实的背书者，即使是卑微魂灵的呓语，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信月鹏与文学初遇时，瞬间就被这种不容侵犯的公正所吸引，正是在文字的组合里，他赋予自己摇曳不息的内心世界以形状，并由此体味到存在的意义。一个写作者对文字特有的敏感在月鹏的很多作品里不时闪现，在很多时候，你看到他像一个词语的收藏家，在芜杂的生活讯息里捕捉到某一个词语，然后耐心地坐下来，把这个词语一遍遍打磨，直到它被遮蔽的光亮照彻生活的某个瞬间。显然，经由这些闪亮的瞬间，月鹏无意间窥见了文学殿堂的神秘之美，他“远行”的信念正是缘自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见证，而“远行”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渴望无限接近这力量。
这本散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文本是作者与更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精神对话。那些来自异域空间的精神“流浪者”时常被月鹏引为同道，川端笔下潺潺流淌的无挂碍的人性之美，尼采思想中熊熊燃烧的不屈服的强力意志，安东尼奥尼镜头里缓慢铺排的复杂的人生面向……这些都成为他精神行旅中弥足珍贵的滋养。这自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但在对文艺经典的阅读中，月鹏没有止步于知识的积累，他的每次阅读都是在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到这些不熄的精神之火中，不断熔化并重新锻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精神成人的过程，“从黑夜到白天，是一个从岩浆到石头的过程。而一个不曾在长夜里独自流泪的人，是很难真正坚强地直面白天、理智地走向人群的。”(《台灯下的生活》)我更乐意看到对经典的热爱是月鹏“走向人群”的必要步骤，而不是就此加入某个高贵的精神俱乐部，沉醉于某些形上的概念和形式的迷宫，甚至借此完成对自我的精神标榜。什么是“怕”，什么又是“爱”，这也许是经典能传递给我们的最好的鲜活讯息。
像许多喜爱月鹏散文的读者一样，我时常会对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远行之树》的书名长久回味。“远行之树”，这无疑是一个关于成长的奇特隐喻，它意味着生长和扎根，也意味着叛逆和找寻。与此同时，这个不无悖谬感的词组更是昭示着月鹏写作历程的谶语。当他以少年特有的叛逆毅然作别生活的牵绊，义无反顾地踏上精神远行的旅程，却又无时无刻不本能地想扎下根来。其实只要仔细辨别他不同时期的文字，你会发现他从没有走远，从没有真正离开那片让他爱恨交加的土地。“远行”仅仅是一个象征，或者说，远行并不是空间的平移转换，而是从现实生活的地表开始，根须扎向更深更广的地层，扎向一片土地的历史血脉，扎向这片土地存身的更广袤的社会结构。《怀着怕和爱》这部散文集里的文本，从对自我成长、爱情和命运的思索，到对切近人群遭际的感悟，到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再到对一个群落具体生存空间满怀忧虑的描摹和刻写，其不断展开的写作空间正可视为月鹏写作根须渐次延伸的过程。
那些真正“怀着怕和爱”的话语操作者，必然会发现个体的生命命定般与某个群体和他们的生存空间绑在一起，也必然会把个体的救赎与群体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探寻“话语的可能”，否则，他的所谓追求和关怀就一定是轻飘和虚妄的。因此，我格外看重月鹏晚近的作品。那些对齐国故地的深度寻访(《齐国故地》)和鲁地风景(《鲁山，在鲁之山》)的现实阅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游记，而是“怀着怕和爱”对历史和自然的叩问，其中历史与现实的辩证，传统与现代的纠葛，都与现实中这片土地上人群的生存姿态和生存可能关联起来。更为具体的关联呈现在他对自己所熟知的那些村庄的前世今生的刻写中，那个并不遥远但已消失在新兴城市中的“西沙旺”，那些曾经的乡土和渔村生动而丰富的表情与记忆，那些茂盛的葡萄园和落雪的老屋，倘若没有文字的同情、理解和眷顾，在这个陷入发展怪圈的时代，的确是连“影子”也不会留下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有理由对当下的文学写作更为苛责。正如作者对那个村庄的独特命名——“望庄”，在以经济的提升为标准衡量一切的发展主义时代，“信”的有无既已无足轻重，“望”的意味则格外深刻，而如果写作连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望”都不能记录，所谓的“爱”又何从体现？我和月鹏曾经反复辩诘的一个主题是文学的政治属性，这个政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政治，而是一种广义上的对公正的诉求，对生存多样性权利的卫护。在一个日渐划一的现代化时期，记录那些多样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重新摹写那些变成或有或无的“影子”的形象，也许正是文学这一信仰的现实关怀在当代的显现方式。
据我所知，有关“城与乡”的系列散文是月鹏最近几年刚刚铺开的一个写作计划，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开发区，这片土地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不啻近二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月鹏显然对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极为熟悉，对其中的问题有更直接和更深刻的认识，而一旦他长久所怀的“怕和爱”落实到这个具体的时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散文写作就是一棵生长在现实土地上的根深叶茂的大树。
这样的预想是期待也是苛责，对月鹏也对我自己，某种程度上，这期待和苛责也针对当下的文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