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新征程农村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农民会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内综艺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时间出现了库存告急、节目断档的窘境。如何满足特殊时期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缓解焦虑情绪，提供适合当前抗疫形势的优质内容，是摆在国内综艺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而新近出现的“云录制”模式似乎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为国内综艺节目的制作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云”上互动——嘉宾与普通观众共同发现生活之美

目前，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迅速行动、锐意创新，先后推出了十余档采用“云录制”模式制作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率先采用这一方式打造了《嘿！你在干嘛呢？》《天天云时间》等两档节目，运用时下流行的Vlog形式，并通过弹幕与观众实时互动。在《嘿！你在干嘛呢？》中，何炅、李维嘉、杜海涛等“快乐家族”成员拍摄自己的居家日常生活Vlog，视频连线明星嘉宾，分享“宅家”生活建议。《天天云时间》结合智趣内容，通过“云分享”“云答题”“云美食”“云公益”“云合唱”等多样化的节目设置，较好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感。浙江卫视的抗疫特别节目《我们宅一起》，以原创朋友圈互动分享秀的形式，由主持人华少作为发起人，带领观众走近“中国蓝的朋友圈”，串联起一众明星嘉宾和普通人“宅家”生活中的小温暖和正能量，向观众传递有价值、有意义、有意思的信息内容。

在网络综艺方面，优酷以“好好在家”作为节目主旨，采取了明星公益直播的形式。《好好吃饭》每天中午12点邀请一位明星嘉宾走进直播间，陪伴宅在家里的网友们“好好吃饭”。《好好运动》以明星实验各种减肥方法作为切入点，通过网友支招、亲自挑战、连线求助家人、明星好友云Battle等多种形式，动员大家开展趣味健身。爱奇艺新上线的《宅家点歌台》《宅家运动会》《宅家猜猜猜》等“宅家云综艺”系列，以及腾讯视频的《鹅宅好时光》，涵盖了音乐、运动、声音猜想等多个方面，引导观众从提升居家生活质量开始，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阳光健康的心态“宅家”防疫。

除了新上档的节目之外，一些有影响力的品牌综艺也推出了“云录制”抗疫特别节目。如《声临其境》通过“云录制+云配音”的方式制作了两期特别节目——“声临千万家”，创新性地采用多地连线、异屏连麦，力图带动广大观众共同参与其中，将声音的魅力传播到千家万户。腾讯视频的《见字如面·特别制作》，从全国抗击疫情行动中精心挑选出感人至深的书信，邀请明星嘉宾在家朗读并完成“云录制”，以书信的形式抚慰人心、振奋精神、传递力量。

打破时空局限——数百大众评审线上同评同议

“云录制”模式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云”思维，打破综艺节目录制的时空限制，实现“足不出户，照录节目”，充分体现了我国综艺创制者们的应变能力与创新精神。

迅速、高效是这批“云综艺”的主要特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节目策划、创意到拍摄、后期的全过程，如《嘿！你在干嘛呢？》从立项、录制到播出仅用了50小时，创造了综艺节目制播时长的新纪录。而采取直播形式的网络综艺，更是大大压缩了以往综艺节目制作时所需的剪辑、补录和统筹等多方面的时间成本。

“云综艺”在内容主题策划上紧扣“以宅防疫”的社会现实和公众当下的情感需求，着重凸显陪伴感和公益性。这些“云录制”的节目，不约而同对准了明星嘉宾作为普通人的常态生活，大都采取第一视角的Vlog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以访谈、脱口秀、生活记录等形态围绕健康、美食、运动、音乐等主题展开。尽管没有妆发、现场配乐、台本设计和多角度的摄影，嘉宾甚至就是穿着家居服素颜出镜，但节目完全回归内容本身，为观众带去了一次不同以往的收看体验。同时，与棚内综艺有充分的准备、完善的台本，且尽可能避免各种意外情况出现不同，“云录制”模式少了这些“设计”，更接近于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与记录，因此也出现了不少灵光乍现的有趣时刻。

而《歌手·当打之年》第三期节目又推动“云录制”迅速升级到了2.0阶段。在采用“云录制”的第三期节目中，参演歌手分布于北京、上海、东京、台北、长沙五地，同步连线。节目取消了现场大众听审团，而是采用“500位大众听审定点在线观看演唱并进行投票”的方式。通过“云录制”模式，不仅让大众感受到了这档陪伴8年之久的顶级综艺的温度，也充分展现了主创团队的创新、攻坚能力。在挑战和机遇面前，《歌手》实现了自身节目品牌与平台价值的双重进阶。

丰富节目样态——科学技术为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综艺节目纷纷采用“云录制”模式，是疫情环境与新媒体技术双重影响下的结果。无论是电视综艺中手机小屏和电视大屏的融合破壁，还是视频网站的“云直播”，都为综艺节目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对电视综艺而言，如何更好地与Vlog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形态相融合并充分发挥其效果，真正实现节目内容的升级和突破，值得进一步探索。

“云录制”为综艺节目的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和选择，也在这次危机中大胆探索、逐步成型。相较于传统综艺录制模式，“云录制”的确是结合当下行业现状，给了内容创作者更大的操作空间。但关于“云录制”的发展前景，目前依然还存在很多争议。由于制作条件的诸多限制，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形式都较为单一，节目效果也非常依赖于明星嘉宾的个人魅力和表现，短板也显而易见，这类“云综艺”想要进入主流综艺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采用何种录制方式，必须要综合考虑节目的特点和体量规模。如对于户外真人秀、歌舞类选秀等大型季播综艺来说，采用“云录制”的方式需要克服更多的技术难题，否则节目效果将会大受影响。

不过，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人们需要综艺节目的内容创作者和传播者，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使命，善于运用创意与技术的力量，打造出更多贴近人心、鼓舞人心的优质节目，为全国观众带去温暖、力量和希望。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文卫华，系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最近，却有一些文字以“诗”之名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首题为《仰望天空》的“诗歌”写道：“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这首“诗”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性和侮辱性。另一篇《“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网络文章，将病毒拟人化，并通篇感谢：“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这篇毫无伦理底线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各界的批评。

一些有悖伦理常识的文字在人民的批评下速朽，另一些思想与艺术价值兼备的文字却在人们的心中重生。

当忧心疫区的疫情时，许多人念起了艾青的那首《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的诗句随着日本的援助物资火起来时，一句陌生又熟悉的音韵，便讲述了一段千年前东来东往的历史。千年后，文学那直抵人心的力量，再度架起一道沧海之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作品纯粹是为了“蹭热点”赚取流量和关注，本质是消费灾难、利用灾难。还有大量的诗歌、绘画等浮于表面、空喊口号，缺乏艺术性及感染力，甚至创作过程比新闻报道还要迅速，令观者不知所谓。这些立意浅薄粗疏的文艺作品，不仅没有尊重人民的生命，甚至引起这样的质疑：“现代诗就是将一句话多分几段吗？”这些“歪诗”将诗歌污名化，其本质不是文艺无用，而是文艺滥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抗疫文艺？当我们面对灾难时，人们愈发看清，唯真理颠扑不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疫情面前，“思无邪”便是对生命与文艺创作都怀抱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作家加缪也在《鼠疫》中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选择——“是否考虑过走什么道路才能够获得安宁？”“考虑过，就是拥有同情心。”

一流的文艺作品往往不以功利为创作目的，在灾难面前，不消费苦难、不利用苦难是基本的伦理底线。而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我们便能掂出同胞的病痛之重；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让我们更加体物入微，感受他人的情感，进而才能发现，诗歌、舞蹈、音乐……文艺正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表现途径。守护常识，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文学与艺术的尊重。

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肢体语言，都不是在图书馆里产生的，而是从乡野故里、汪洋大海、涓涓河流、漫漫长夜，从黎明破晓中演进而来。我们对文艺作品有着诸多的高要求，但它们并不是精致的点缀或高阁上的观赏品，也不是职业作家及艺术家的特权。

前几天，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武汉方舱医院里，几位来自新疆的医护人员带着患者跳起了新疆舞。没有灯光华服，没有舞台道具，我们甚至看不到防护服里舞者的面容。对于起舞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那舞蹈或许是为了锻炼身体和放松心情，但隔着屏幕的我们，却分明得到了感动，看到了美——一种舞蹈艺术几乎剥去了一切附加形式，却在音乐响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时候，产生出一种跨越地域、跨越民族的交流，无论是舞者还是观者，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朝气。“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果说生命之树常青，那舞蹈便是不息的春风。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这场与病毒的战斗中，我们需要文艺吗？或者说，在任何的苦难面前，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人们在新闻报道中获取事实，于专业的分析文章中廓清认知、回归理性，而文学艺术诉诸人的情感，调和感性与理性，守护着人性的光辉。当它们各守其职，各尽其能，我们便走在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上。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这同时是蔡元培在百年前提出的“美育”的命题。以文学艺术教育为主要途径的美育，是一种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在灾难面前，诗人用文字的语言筑成堤坝来阻挡遗忘，画家用视觉的语言将今日之悲痛与真爱，凝固成永恒的瞬间……可以说，我们不是不需要文艺，而是迫切需要好的文艺作品来培养生命意识，共建情感认知，建设精神文明。

文艺作品愈是充满人性的召唤，我们的回应就愈是深刻。好的文艺作品是不朽的，所以当全国各地的人民心系病患时，当各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驰援湖北时，人们会一遍遍地想起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留下的经典文艺作品，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2020年02月19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陈雪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战争或灾难来临，诗人就从未缺席过；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从来都是时代浪潮的精神载体。2019年12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迅即肆虐全国并蔓延至世界多地。时值传统春节前后，疫情十万火急，各方驰援，各地人民以多种形式为武汉鼓劲加油。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之年的当头，中国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全国各地的诗人以自己的方式、满眶热泪地投入到这场可歌可泣的抗疫战斗中，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时的诗歌一样，一时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抗疫诗潮，留下一道鲜明的时代精神轨迹。

疫难降临，诗歌的在场

一百多年来，每逢灾难，诗歌都成为全民抒发情感、激励人心的常见手段。远到战争时期的墙头诗、枪杆诗、民歌小调，近到2008年的抗冰救灾诗、抗震救灾诗，无论是专业诗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国民，只要是动得了笔说得出话的，都有可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共赴国难的心声，可谓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诗歌体的短平快和直抒胸臆，以及中国诗歌悠久的传统和深入人心的接受史，促成了这一文化现象的频频发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兴起的抗疫诗潮，也莫不如是。

疫情令国人猝不及防，传统佳节成为抗疫的关键时期。每天刷新的冰冷数据，生离死隔之际，暗涌着泪水的长河。前线激战正酣，文艺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战争之中。主流新闻媒体、文联作协网站、文学刊物、文学网站、诗歌网站、自媒体……迅即在无限的网络空间织联成一张可见的诗歌大网，让无数情绪压抑不能出户的个体感受到一股空前的力量——抗疫诗歌在滋生、暴发、汹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网络虚拟空间成为此时抗疫诗歌生成的土壤，其传播之快、之广令人惊叹，形成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灾难诗歌的声势。有人说抗疫诗潮书写了大爱，讴歌了大美与新时代，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担当。实际上，一时喷发而出的抗疫诗歌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根本就无法去估量。黄亚洲的个人抗疫诗集和多家出版社的抗疫诗选呼之欲出，梁平主编的《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即为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

包括这次抗疫诗潮在内，有人质疑灾难诗的艺术性，会发问：几十万首抗震救灾诗歌，至今留下来的又有几首？这的确是个问题。但细作思量，这话难免有些片面。毕竟，特殊时期的诗歌具有特殊时期的价值，总的来看，文学并非只有美学价值，在特定时期应该合理平衡文学各大功能之间的关系，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应该大于审美功能。文学终究是人学，人之不存，诗将焉附？所以，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来思考抗疫诗歌的伦理姿态和审美向度。

为什么说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诗人应秉持怎样的写作伦理？一是灾难性。人类在疫难面前显得渺小与无助，但诗歌却在试图构筑人类坚强不屈的精神长城。华清在《哭》中写道：“不能相拥而泣，甚至不能握手/不能有太近的距离/不能发任性的信息/所以就只有哭/起初是哽咽，继而是抽泣/而后是放声大哭”，这首诗表达了人在疫难面前的无奈、无助和悲痛，如通读全诗，我们明白其内涵不仅限于哭。梁平的《武汉病了》如此写道：“没有降不了的妖，过不去的坎，/我已经备了一壶上好的酒，/为人世间的福寿安康，满上，/等门前的封条撕了，一二三，干！”这是人在灾难面前的一种倔强式的达观。平实的诗句读起来特别有感染力，华清的诗让人哭，梁平的诗让人笑，在哭、笑的同时又令人深思。

二是民间性和社会性。疫难诗写作无需组织，完全的自发性让人感叹在诗歌国度诗歌基因的源远流长。抗疫诗歌的全民性与疫病的大范围流行形成某种暗合，抗疫无异于全民参战。疫病的肆虐迫使全社会参与，这决定了抗疫诗歌的任何花架子和拿腔拿调都不合时宜而令人生厌。正如吉狄马加在《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中所写的：“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你死我活的紧迫感，就如紧急敌情的警报和冲锋号角的吹响。抗疫诗歌不是全民的狂欢，而是粗砺的、不容修饰的全社会殊死搏斗的表现。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试问，此情此境，还容得人去细细打磨词语的华丽和字句组合的技巧么？颂扬其间人性的美好和人类精神的伟大，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写作伦理。

当然，话说回来，形式是内容的部分，一瓶水我们无法忽视瓶的存在。认定如上写作伦理，并非罔顾诗歌的审美性特质。没有诗歌的形式和审美特质，抗疫诗歌将无从谈起。

首先，我们应该拒绝肤浅、拒绝口号。抗疫诗歌不是简单的分行和无谓的呐喊，不是空泛的伤悲或指责谩骂，它必须有情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和文字的精度。其次，抗疫诗歌的内核应该是真善美的合一。在灾难面前，需要的是阳光普照和人心鼓舞，而不是颓废、黑暗、消极和绝望。任何调侃、戏谑、嘲讽和埋怨，无论技巧多么高明，词句多么精巧，都将失去诗歌的品格。当然，抗疫诗歌不拒绝暴露和批评之作，但这难成主流。再次，抗疫诗歌必须具有诗性。诗歌是情感点点滴滴的汇集，是瞬间花朵的绽放，是意象的精心营造和词语张力的巧设，是心灵露珠那一声滴落的清脆回响。

抗疫诗歌审美向度的最后一点至为重要——审美的超越或升华。诗歌并非到语言为止，并非到现实为止。抗疫诗歌反映举国上下齐心抗疫的过程和情感经历，肯定会留下一道真实的历史轨迹。不过，透过疫情，如果我们在诗中不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透析人性，不重新摆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敬畏天地，那么抗疫诗潮最终将毫无意义。

抗疫诗歌的论争及反思

抗疫诗潮出现后，有两首诗一时成为人们论争的焦点，一是《“感谢”你，冠状病毒君》，另一是《仰望天空》。前者因果倒置，将“感谢”用错了时间、用错了地方。后者提到的“湖北佬”和“九头鸟”或许本身并无多么强烈的贬义，但用在湖北武汉大难临头之际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写作从来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诗人终究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随之，不少媒体刊登了对这两首诗否定性的评论。

进一步来讲，如果写作没有一点伦理操守，任性乱来，没有一点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没有一点人性关怀和仁慈之心，没有对真善美的弘扬，却美其名曰反讽、自由，那么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能否将心比心，多想想封城之下人们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甚至是冷嘲热讽，难道也可称为写作的自由？当人类面临灾难之时，再漂亮的插科打诨，都一无是处，都将遭人唾骂，这还真的不是什么道德绑架。

抗疫诗潮的论争只是现象之一种，透过现象，思考整个疫情时期所发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反思。其一，就抗疫文艺以及诗歌来看，我们不妨视其为疫情危机时期社会心理疏导的文艺路径，也即，面临灾难时万千民众需要一个情感的发泄通道，以减轻面对死神时的压抑、沉闷和恐慌的紧张心理。故而，抗疫诗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二，我们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不要将国难衍变为某种程度上的起哄和变异了的狂欢，也不需要抗疫胜利之后的诗歌庆典。有位作家说，在灾难面前唯一的伦理是反思，这是有些道理的。反思就是要将“小我”上升为“大我”，是体现爱和悲悯之心，是要切实反思如何建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三，反对无声论和失去底线的发声。文艺界人士和作家诗人们有着自己独有的责任和担当，在灾难面前不能悄无声息，而应当有所作为。但我们更应该警惕假借诗的名义，借机炒作、哗众取宠、不分场合、羞辱谩骂等不良行为。

最后，我们要适度协调颂歌式写作和苦难叙事之间的平衡。浮于表面的廉价歌颂无异于谄媚，这样的歌颂其实是一种“伪歌颂”。这是对艺术的亵渎，同时也将失去诗人的良心和人格。不过，我们也不能深陷无穷无尽的苦难中不能自拔，在建构艺术殿堂的同时，文学亦可作为人类身处黑暗时点燃的一束光，能给人精神、希望和力量。

抗疫最终会以胜利告终，但这个过程会异常凶险和艰辛。当此危难之际，文艺界和诗人们没有缺席也不应该缺席。诗歌与歌曲、朗诵、曲艺、美术、摄影等不同形式的抗疫作品大量出现，整体来看这是一种好现象。与抗疫诗歌一样，诗人与各种门类的艺术家一道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抗疫之中，既温暖了自己也照亮别人，汇成了一道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抗疫作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贡献。

(原创周航 转载自中国艺术报 2020年2月19日 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