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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4网络文艺素养,你我都要有

     
      网络文艺是一个涵盖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综艺、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等主要门类的新型文艺家族。从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网络文艺以不可阻遏的趋势和不可思议的内生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在当代最重要的实践之一。从产品数量、作者队伍、用户规模、传播面和影响力等维度考量,中国都已经是世界第一网络文艺大国。而且,网络文艺特别是其中的网络文学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发现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这一实践层面上成就斐然,令人瞩目。可以说,当下我们几乎进入了一个“大众创作(生产)、全网传播(流通)、全网民接受(消费)、人人参与评论”的网络文艺社会。
     
      然而,20多年的井喷式野蛮增长,导致网络文艺的各个界面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低俗、抄袭、盗版、原创乏力、同质化严重、娱乐至上的不良倾向,导致人文价值混乱、行业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网络文艺从高速增长的“上半场”进入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
     
      那么,如何在保证网络文艺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网络文艺的健康、高品质发展?这个问题既是当下文艺界从顶层设计到一线实践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当下文艺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命题。而努力提升全社会网络文艺素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如网络文艺不等于“网络+文艺”一样,网络文艺素养也不等同于“网络素养+文艺素养”。结合传播学视野中媒介素养的理论,可以大致将“网络文艺素养”界定为:社会各界在网络文艺创作与传播、接受与批评、审美与消费等方面的综合修养与实践能力。
     
      科技素养:从内到外锻造互联网思维
     
      以网络文艺为主要内容的泛娱乐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科技应用最广泛、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里的科技指的是互联网信息科学和数字化生存的新媒介技术。
     
      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创作、传播和接受三个环节,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进化到今天的数字传播,从单一媒介到媒介融合再到融媒体,从虚拟现实(VR)到增强现实(AR)再到人工智能(AI),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像今天的网络文艺作者一样,需要学习了解和熟练掌握如此复杂、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与新媒介工具。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原住民”在这方面有先天优势,但对于被迫“移民”、半路闯入的传统文艺工作者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符号系统和话语体系,文字、符号、图形、声音、图像、动画等多重媒介,通过数字化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新的超级文本,人工智能可以为网络文艺创造新天地。以物质性为特征的传统艺术和以非物质性为特征的数码艺术的界限将被打破,下一代网络文艺作品将因此具备远比现今更强烈的即时性、动态性。
     
      网络文艺的科技素养,不仅仅在于掌握工具化使用新媒介和数字化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网络文艺的互联网思维习惯、网络语言的创新精神、网络文本的工匠精神和科技审美素养等。
     
      人文素养:要有延续千年文脉的底气
     
      有专家指出,网络文艺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当前正在朝向以创意为主导的算法文艺、世界文艺演变。由此推论,网络时代不是对创作者的知识储备要求降低,而是要有更为丰富复杂的艺术素养和人文底蕴要求。
     
      如果说,网络文艺青年创作主体先天具有较好的科技素养的话,那么,相对于从传统文艺阵营迁徙过来的其他创作者来说,青年作者们要好好补上人文素养这一课。
     
      从源头上看,由于网络文艺创作的开放性和低门槛,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海量作品的背后是大量的低端制造,存在不少突破底线的“粗鄙化”作品。再加上资本推动下的商业逻辑,网络文艺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快餐文化特征,片面追求娱乐至上的网感和“爽感”来换取流量、迎合市场,导致一些作品价值混乱,缺乏基本的人文情怀和终极价值。
     
      网络文艺尽管是一种新型文艺形态,但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在新媒介技术、时代生活、传统文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只有年轻的网络文艺创作主体自觉关注现实,紧贴时代,延续千年文脉,发扬和继承千百年来的中国文艺道统,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艺成就,全面提升人文素养,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网络文艺精品。
     
      网络审美素养:提高辨识能力
     
      有论者指出,中国文盲接近扫除,而“美盲”却大有人在。我国的美育是个短板,这也许是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文艺横空出世,极大的占有了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娱乐时间。如何面对这一深度介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新的审美对象?
     
      理论界要积极研究新的审美范式,建构新的审美标准,要具有面向新的文艺现象的哲学、社会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勇气。
     
      作为新的审美客体,网络文艺具有迥异于传统文艺的鲜明特征,这对于审美主体也即庞大的网络受众来说,以往的审美经验和知识储备显然存在较大缺失。网络文艺的美学特征在于它的多元性、虚拟性、科技性和复杂的Z世代亚文化属性。网络文艺在造型、表现、叙事等领域,也呈现出迥异于传统文艺的特质。作为泛文娱产业时代主要的文艺形态,网络文艺的审美方式也出现根本性变化,即从单项、线性、仪式化、静穆的审美,走向双向、非线性、及时性、移动式、碎片化的动态消费活动。
     
      人类文艺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创造和提供美的享受,并由此塑造健全人格和建设美好社会。网络文艺在审美领域提出新的时代课题,这就要求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具备完整的美学素养和审美品鉴能力,避免在消费主义的喧嚣中走向歧途。
     
      社会责任素养:全产业链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网络文艺产业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庞大的网民基数和受众规模。一些企业以全IP运营的泛娱乐策略,为文化产业产值的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不过,片面追求粉丝经济的消费主义导向,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如盲目追星、拜金主义等,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养成、人格塑造甚至身心健康。
     
      由于网络文艺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具有开放性、即时性、复制性,以及跨媒体、跨文化、跨国界等特点,仅仅依靠网络作者的人文自觉、用户的审美能力提升和法律法规的规训与惩罚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网络文艺全产业链各个环节,从核心产业、关联产业和辐射产业的运营和管理层面,自觉提升社会责任素养,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网络文艺商业机构在追求产业利润的同时,要做到义利兼顾,时刻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还需要做好第一道屏障,选拔和培养优秀网络编辑,并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科技手段,让内容“把关人”归位。网络文艺产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要做到行业自律,带头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积极投身于网络文艺公共事务建设和公益事业,鼓励和扶持优秀艺术家创作具有一流水准的网络文艺力作。
     
      网络文艺生态素养:全方位优化网络文艺空间
     
      全社会要把网络文艺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生态体系来看待,共建网络文艺环境,优化网络文艺空间。这就需要把网络文艺的生态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顺应国际新兴文艺发展趋势的高度去论证,及时出台符合全球视野、战略格局、文化自信的法规和政策,同时打造前瞻性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拓展网络文艺发展空间。有必要建立网络文艺素养的培育体系和提升机制,把网络文艺素养的检测和考评常态化、机制化。
     
      在网络文艺评论标准、美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上,需要充分吸纳理论评论界和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发掘和培养文艺消费与鉴赏批评的引领力量。也要鼓励网络文艺领域的“网红”、明星自觉以身作则,维护网络文艺生态。
     
      网络文艺阵地需要有个性、有理性的声音。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网络文艺领地,才能拥有一个融合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青年亚文化、粉丝文化在内的活力无限、生态平衡的网络文艺家园。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 1903“云录制”:破解战疫期间综艺创新难题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内综艺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时间出现了库存告急、节目断档的窘境。如何满足特殊时期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缓解焦虑情绪,提供适合当前抗疫形势的优质内容,是摆在国内综艺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而新近出现的“云录制”模式似乎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为国内综艺节目的制作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云”上互动——嘉宾与普通观众共同发现生活之美

      目前,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迅速行动、锐意创新,先后推出了十余档采用“云录制”模式制作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率先采用这一方式打造了《嘿!你在干嘛呢?》《天天云时间》等两档节目,运用时下流行的Vlog形式,并通过弹幕与观众实时互动。在《嘿!你在干嘛呢?》中,何炅、李维嘉、杜海涛等“快乐家族”成员拍摄自己的居家日常生活Vlog,视频连线明星嘉宾,分享“宅家”生活建议。《天天云时间》结合智趣内容,通过“云分享”“云答题”“云美食”“云公益”“云合唱”等多样化的节目设置,较好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感。浙江卫视的抗疫特别节目《我们宅一起》,以原创朋友圈互动分享秀的形式,由主持人华少作为发起人,带领观众走近“中国蓝的朋友圈”,串联起一众明星嘉宾和普通人“宅家”生活中的小温暖和正能量,向观众传递有价值、有意义、有意思的信息内容。

      在网络综艺方面,优酷以“好好在家”作为节目主旨,采取了明星公益直播的形式。《好好吃饭》每天中午12点邀请一位明星嘉宾走进直播间,陪伴宅在家里的网友们“好好吃饭”。《好好运动》以明星实验各种减肥方法作为切入点,通过网友支招、亲自挑战、连线求助家人、明星好友云Battle等多种形式,动员大家开展趣味健身。爱奇艺新上线的《宅家点歌台》《宅家运动会》《宅家猜猜猜》等“宅家云综艺”系列,以及腾讯视频的《鹅宅好时光》,涵盖了音乐、运动、声音猜想等多个方面,引导观众从提升居家生活质量开始,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阳光健康的心态“宅家”防疫。

      除了新上档的节目之外,一些有影响力的品牌综艺也推出了“云录制”抗疫特别节目。如《声临其境》通过“云录制+云配音”的方式制作了两期特别节目——“声临千万家”,创新性地采用多地连线、异屏连麦,力图带动广大观众共同参与其中,将声音的魅力传播到千家万户。腾讯视频的《见字如面·特别制作》,从全国抗击疫情行动中精心挑选出感人至深的书信,邀请明星嘉宾在家朗读并完成“云录制”,以书信的形式抚慰人心、振奋精神、传递力量。

      打破时空局限——数百大众评审线上同评同议

      “云录制”模式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云”思维,打破综艺节目录制的时空限制,实现“足不出户,照录节目”,充分体现了我国综艺创制者们的应变能力与创新精神。

      迅速、高效是这批“云综艺”的主要特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节目策划、创意到拍摄、后期的全过程,如《嘿!你在干嘛呢?》从立项、录制到播出仅用了50小时,创造了综艺节目制播时长的新纪录。而采取直播形式的网络综艺,更是大大压缩了以往综艺节目制作时所需的剪辑、补录和统筹等多方面的时间成本。

      “云综艺”在内容主题策划上紧扣“以宅防疫”的社会现实和公众当下的情感需求,着重凸显陪伴感和公益性。这些“云录制”的节目,不约而同对准了明星嘉宾作为普通人的常态生活,大都采取第一视角的Vlog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以访谈、脱口秀、生活记录等形态围绕健康、美食、运动、音乐等主题展开。尽管没有妆发、现场配乐、台本设计和多角度的摄影,嘉宾甚至就是穿着家居服素颜出镜,但节目完全回归内容本身,为观众带去了一次不同以往的收看体验。同时,与棚内综艺有充分的准备、完善的台本,且尽可能避免各种意外情况出现不同,“云录制”模式少了这些“设计”,更接近于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与记录,因此也出现了不少灵光乍现的有趣时刻。

      而《歌手·当打之年》第三期节目又推动“云录制”迅速升级到了2.0阶段。在采用“云录制”的第三期节目中,参演歌手分布于北京、上海、东京、台北、长沙五地,同步连线。节目取消了现场大众听审团,而是采用“500位大众听审定点在线观看演唱并进行投票”的方式。通过“云录制”模式,不仅让大众感受到了这档陪伴8年之久的顶级综艺的温度,也充分展现了主创团队的创新、攻坚能力。在挑战和机遇面前,《歌手》实现了自身节目品牌与平台价值的双重进阶。

      丰富节目样态——科学技术为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综艺节目纷纷采用“云录制”模式,是疫情环境与新媒体技术双重影响下的结果。无论是电视综艺中手机小屏和电视大屏的融合破壁,还是视频网站的“云直播”,都为综艺节目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对电视综艺而言,如何更好地与Vlog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形态相融合并充分发挥其效果,真正实现节目内容的升级和突破,值得进一步探索。

      “云录制”为综艺节目的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和选择,也在这次危机中大胆探索、逐步成型。相较于传统综艺录制模式,“云录制”的确是结合当下行业现状,给了内容创作者更大的操作空间。但关于“云录制”的发展前景,目前依然还存在很多争议。由于制作条件的诸多限制,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形式都较为单一,节目效果也非常依赖于明星嘉宾的个人魅力和表现,短板也显而易见,这类“云综艺”想要进入主流综艺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采用何种录制方式,必须要综合考虑节目的特点和体量规模。如对于户外真人秀、歌舞类选秀等大型季播综艺来说,采用“云录制”的方式需要克服更多的技术难题,否则节目效果将会大受影响。

      不过,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人们需要综艺节目的内容创作者和传播者,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使命,善于运用创意与技术的力量,打造出更多贴近人心、鼓舞人心的优质节目,为全国观众带去温暖、力量和希望。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文卫华,系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 190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战“疫”文艺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最近,却有一些文字以“诗”之名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首题为《仰望天空》的“诗歌”写道:“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这首“诗”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性和侮辱性。另一篇《“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网络文章,将病毒拟人化,并通篇感谢:“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这篇毫无伦理底线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各界的批评。

      一些有悖伦理常识的文字在人民的批评下速朽,另一些思想与艺术价值兼备的文字却在人们的心中重生。

      当忧心疫区的疫情时,许多人念起了艾青的那首《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的诗句随着日本的援助物资火起来时,一句陌生又熟悉的音韵,便讲述了一段千年前东来东往的历史。千年后,文学那直抵人心的力量,再度架起一道沧海之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作品纯粹是为了“蹭热点”赚取流量和关注,本质是消费灾难、利用灾难。还有大量的诗歌、绘画等浮于表面、空喊口号,缺乏艺术性及感染力,甚至创作过程比新闻报道还要迅速,令观者不知所谓。这些立意浅薄粗疏的文艺作品,不仅没有尊重人民的生命,甚至引起这样的质疑:“现代诗就是将一句话多分几段吗?”这些“歪诗”将诗歌污名化,其本质不是文艺无用,而是文艺滥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抗疫文艺?当我们面对灾难时,人们愈发看清,唯真理颠扑不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疫情面前,“思无邪”便是对生命与文艺创作都怀抱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作家加缪也在《鼠疫》中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选择——“是否考虑过走什么道路才能够获得安宁?”“考虑过,就是拥有同情心。”

      一流的文艺作品往往不以功利为创作目的,在灾难面前,不消费苦难、不利用苦难是基本的伦理底线。而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我们便能掂出同胞的病痛之重;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让我们更加体物入微,感受他人的情感,进而才能发现,诗歌、舞蹈、音乐……文艺正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表现途径。守护常识,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文学与艺术的尊重。

      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肢体语言,都不是在图书馆里产生的,而是从乡野故里、汪洋大海、涓涓河流、漫漫长夜,从黎明破晓中演进而来。我们对文艺作品有着诸多的高要求,但它们并不是精致的点缀或高阁上的观赏品,也不是职业作家及艺术家的特权。

      前几天,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武汉方舱医院里,几位来自新疆的医护人员带着患者跳起了新疆舞。没有灯光华服,没有舞台道具,我们甚至看不到防护服里舞者的面容。对于起舞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那舞蹈或许是为了锻炼身体和放松心情,但隔着屏幕的我们,却分明得到了感动,看到了美——一种舞蹈艺术几乎剥去了一切附加形式,却在音乐响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时候,产生出一种跨越地域、跨越民族的交流,无论是舞者还是观者,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朝气。“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果说生命之树常青,那舞蹈便是不息的春风。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这场与病毒的战斗中,我们需要文艺吗?或者说,在任何的苦难面前,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人们在新闻报道中获取事实,于专业的分析文章中廓清认知、回归理性,而文学艺术诉诸人的情感,调和感性与理性,守护着人性的光辉。当它们各守其职,各尽其能,我们便走在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上。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这同时是蔡元培在百年前提出的“美育”的命题。以文学艺术教育为主要途径的美育,是一种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在灾难面前,诗人用文字的语言筑成堤坝来阻挡遗忘,画家用视觉的语言将今日之悲痛与真爱,凝固成永恒的瞬间……可以说,我们不是不需要文艺,而是迫切需要好的文艺作品来培养生命意识,共建情感认知,建设精神文明。

      文艺作品愈是充满人性的召唤,我们的回应就愈是深刻。好的文艺作品是不朽的,所以当全国各地的人民心系病患时,当各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驰援湖北时,人们会一遍遍地想起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留下的经典文艺作品,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2020年02月19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陈雪

  • 1902抗疫诗歌的伦理姿态和审美向度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战争或灾难来临,诗人就从未缺席过;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从来都是时代浪潮的精神载体。2019年12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迅即肆虐全国并蔓延至世界多地。时值传统春节前后,疫情十万火急,各方驰援,各地人民以多种形式为武汉鼓劲加油。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之年的当头,中国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全国各地的诗人以自己的方式、满眶热泪地投入到这场可歌可泣的抗疫战斗中,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时的诗歌一样,一时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抗疫诗潮,留下一道鲜明的时代精神轨迹。

      疫难降临,诗歌的在场

      一百多年来,每逢灾难,诗歌都成为全民抒发情感、激励人心的常见手段。远到战争时期的墙头诗、枪杆诗、民歌小调,近到2008年的抗冰救灾诗、抗震救灾诗,无论是专业诗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国民,只要是动得了笔说得出话的,都有可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共赴国难的心声,可谓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诗歌体的短平快和直抒胸臆,以及中国诗歌悠久的传统和深入人心的接受史,促成了这一文化现象的频频发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兴起的抗疫诗潮,也莫不如是。

      疫情令国人猝不及防,传统佳节成为抗疫的关键时期。每天刷新的冰冷数据,生离死隔之际,暗涌着泪水的长河。前线激战正酣,文艺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战争之中。主流新闻媒体、文联作协网站、文学刊物、文学网站、诗歌网站、自媒体……迅即在无限的网络空间织联成一张可见的诗歌大网,让无数情绪压抑不能出户的个体感受到一股空前的力量——抗疫诗歌在滋生、暴发、汹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网络虚拟空间成为此时抗疫诗歌生成的土壤,其传播之快、之广令人惊叹,形成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灾难诗歌的声势。有人说抗疫诗潮书写了大爱,讴歌了大美与新时代,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担当。实际上,一时喷发而出的抗疫诗歌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根本就无法去估量。黄亚洲的个人抗疫诗集和多家出版社的抗疫诗选呼之欲出,梁平主编的《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即为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

      包括这次抗疫诗潮在内,有人质疑灾难诗的艺术性,会发问:几十万首抗震救灾诗歌,至今留下来的又有几首?这的确是个问题。但细作思量,这话难免有些片面。毕竟,特殊时期的诗歌具有特殊时期的价值,总的来看,文学并非只有美学价值,在特定时期应该合理平衡文学各大功能之间的关系,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应该大于审美功能。文学终究是人学,人之不存,诗将焉附?所以,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来思考抗疫诗歌的伦理姿态和审美向度。

      为什么说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诗人应秉持怎样的写作伦理?一是灾难性。人类在疫难面前显得渺小与无助,但诗歌却在试图构筑人类坚强不屈的精神长城。华清在《哭》中写道:“不能相拥而泣,甚至不能握手/不能有太近的距离/不能发任性的信息/所以就只有哭/起初是哽咽,继而是抽泣/而后是放声大哭”,这首诗表达了人在疫难面前的无奈、无助和悲痛,如通读全诗,我们明白其内涵不仅限于哭。梁平的《武汉病了》如此写道:“没有降不了的妖,过不去的坎,/我已经备了一壶上好的酒,/为人世间的福寿安康,满上,/等门前的封条撕了,一二三,干!”这是人在灾难面前的一种倔强式的达观。平实的诗句读起来特别有感染力,华清的诗让人哭,梁平的诗让人笑,在哭、笑的同时又令人深思。

      二是民间性和社会性。疫难诗写作无需组织,完全的自发性让人感叹在诗歌国度诗歌基因的源远流长。抗疫诗歌的全民性与疫病的大范围流行形成某种暗合,抗疫无异于全民参战。疫病的肆虐迫使全社会参与,这决定了抗疫诗歌的任何花架子和拿腔拿调都不合时宜而令人生厌。正如吉狄马加在《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中所写的:“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你死我活的紧迫感,就如紧急敌情的警报和冲锋号角的吹响。抗疫诗歌不是全民的狂欢,而是粗砺的、不容修饰的全社会殊死搏斗的表现。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试问,此情此境,还容得人去细细打磨词语的华丽和字句组合的技巧么?颂扬其间人性的美好和人类精神的伟大,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写作伦理。

      当然,话说回来,形式是内容的部分,一瓶水我们无法忽视瓶的存在。认定如上写作伦理,并非罔顾诗歌的审美性特质。没有诗歌的形式和审美特质,抗疫诗歌将无从谈起。

      首先,我们应该拒绝肤浅、拒绝口号。抗疫诗歌不是简单的分行和无谓的呐喊,不是空泛的伤悲或指责谩骂,它必须有情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和文字的精度。其次,抗疫诗歌的内核应该是真善美的合一。在灾难面前,需要的是阳光普照和人心鼓舞,而不是颓废、黑暗、消极和绝望。任何调侃、戏谑、嘲讽和埋怨,无论技巧多么高明,词句多么精巧,都将失去诗歌的品格。当然,抗疫诗歌不拒绝暴露和批评之作,但这难成主流。再次,抗疫诗歌必须具有诗性。诗歌是情感点点滴滴的汇集,是瞬间花朵的绽放,是意象的精心营造和词语张力的巧设,是心灵露珠那一声滴落的清脆回响。

      抗疫诗歌审美向度的最后一点至为重要——审美的超越或升华。诗歌并非到语言为止,并非到现实为止。抗疫诗歌反映举国上下齐心抗疫的过程和情感经历,肯定会留下一道真实的历史轨迹。不过,透过疫情,如果我们在诗中不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透析人性,不重新摆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敬畏天地,那么抗疫诗潮最终将毫无意义。

      抗疫诗歌的论争及反思

      抗疫诗潮出现后,有两首诗一时成为人们论争的焦点,一是《“感谢”你,冠状病毒君》,另一是《仰望天空》。前者因果倒置,将“感谢”用错了时间、用错了地方。后者提到的“湖北佬”和“九头鸟”或许本身并无多么强烈的贬义,但用在湖北武汉大难临头之际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写作从来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诗人终究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随之,不少媒体刊登了对这两首诗否定性的评论。

      进一步来讲,如果写作没有一点伦理操守,任性乱来,没有一点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没有一点人性关怀和仁慈之心,没有对真善美的弘扬,却美其名曰反讽、自由,那么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能否将心比心,多想想封城之下人们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甚至是冷嘲热讽,难道也可称为写作的自由?当人类面临灾难之时,再漂亮的插科打诨,都一无是处,都将遭人唾骂,这还真的不是什么道德绑架。

      抗疫诗潮的论争只是现象之一种,透过现象,思考整个疫情时期所发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反思。其一,就抗疫文艺以及诗歌来看,我们不妨视其为疫情危机时期社会心理疏导的文艺路径,也即,面临灾难时万千民众需要一个情感的发泄通道,以减轻面对死神时的压抑、沉闷和恐慌的紧张心理。故而,抗疫诗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二,我们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不要将国难衍变为某种程度上的起哄和变异了的狂欢,也不需要抗疫胜利之后的诗歌庆典。有位作家说,在灾难面前唯一的伦理是反思,这是有些道理的。反思就是要将“小我”上升为“大我”,是体现爱和悲悯之心,是要切实反思如何建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三,反对无声论和失去底线的发声。文艺界人士和作家诗人们有着自己独有的责任和担当,在灾难面前不能悄无声息,而应当有所作为。但我们更应该警惕假借诗的名义,借机炒作、哗众取宠、不分场合、羞辱谩骂等不良行为。

      最后,我们要适度协调颂歌式写作和苦难叙事之间的平衡。浮于表面的廉价歌颂无异于谄媚,这样的歌颂其实是一种“伪歌颂”。这是对艺术的亵渎,同时也将失去诗人的良心和人格。不过,我们也不能深陷无穷无尽的苦难中不能自拔,在建构艺术殿堂的同时,文学亦可作为人类身处黑暗时点燃的一束光,能给人精神、希望和力量。

      抗疫最终会以胜利告终,但这个过程会异常凶险和艰辛。当此危难之际,文艺界和诗人们没有缺席也不应该缺席。诗歌与歌曲、朗诵、曲艺、美术、摄影等不同形式的抗疫作品大量出现,整体来看这是一种好现象。与抗疫诗歌一样,诗人与各种门类的艺术家一道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抗疫之中,既温暖了自己也照亮别人,汇成了一道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抗疫作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贡献。

      (原创周航 转载自中国艺术报 2020年2月19日 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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